其二，“行忠恕”。做大小事情都能一丝不苟，精勤专一，尤其当视公事之重要逾于私事，尽心尽力，是谓忠；宽于待人，是谓恕，就人际关系而言，“忠恕者，宁使天下人负我，不使我负一人之谓也”。“视我之义务甚重，视我之权利甚轻，而视人之义务甚轻，视人之权利甚重”[8]。凡人能行忠恕，国家未有不富强，社会未有不太平的。 

其三，“守中庸”。中庸之道便是有节制求适当，无过无不及之谓。 

其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二语并举，不可偏废。人当练就一种才智道德，藉此资格以俟外境。穷达非个人所能控御，但是凭已有的资格，则处穷固能独善其身，处达亦可兼善天下。同时，人生的幸与不幸，不在于名位的高低，而在于所居之职所办之事，是否适足以用我之长而行我之志。所以，志士的所谓穷达应有别于俗人的穷达。 

其五，“行而无著。”这是吴宓借用古印度《神曲》中的一句格言。所谓“行”，意为无论现实如何令自己不满意，都应当勉尽责任，兢兢业业，有所作为。所谓“无著”，含三层意思：一是作事须尽力，不必计成败利钝。二是“惟是为归”，作事当有正当的目的，正当的方法，不能有党见；三是秉公行事，不谋私利。 

上述是吴宓所提出的五大行为准则，大致都没有超出传统道德所已涉及的范畴，但他赋予了它们新时代的内涵。例如，讲“克己复礼”、“行忠恕”，与人我的权利、义务相联系；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行而无著”，则与要求实现个人的志趣和“惟是为归”，追求真理相联系。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吴宓提出的行为准则又无不浸润他的“一多”形而上学的思辨。例如，他讲“礼”与“仪注”的区别是如此；讲“守中庸”时也是如此。吴宓为了让人更好理解守中庸，写了《论事之标准》一文，其中特意列出了以下对应的范畴：多、一；成、在；变、定；动、静；相对、绝对；特殊、普通；分、合；暂、久；量、质；浮象、实在；用、体；末、本；物质、精神；外形、内质；意见、真理；分析、综合；观察、领悟；知识、信仰；等等。他进而写道：“吾信‘一’与‘多’之存在，相互对立，不得抹杀其一。推而衍之，‘一’之变形，为在定静绝对普遍合久质实在等；‘多’之变形，为成变动相对特殊分暂量浮象等，各成对偶而同时并存。……凡论人事，须于‘一’、‘多’两类同时并重，苟摒绝其一而不计及，则理论不能圆满充实”[9]，必生偏差。说到底，所谓守中庸，就是要自觉把握“一多”的关系。 

与此同时，吴宓复强调宗教对于实践道德的意义。他认为凡人立身行事及其心性，可分为三级：上为“天界”。立乎此，以宗教为本，笃信天命，甘守无违，中怀和乐；中者为“人界”。立乎此，以道德为本，准酌人情，重中庸与忠恕，以理制欲，人进文明；下界为“物界”。立乎此，不信天理人情只见物象，率欲而行，无道德可言。这可以婚姻为例。若立“天界”，一旦结为夫妻，不论祸福，终身不改，恩爱不稍减；若立“人界”，遵依社会习俗，一切持平，至于家庭及离婚之事，以不伤于忠恕信义之道为限；若立“物界”，尽可效法禽兽，纵欲而已。宗教道德本意均在教人向上，前者的功能在超度第一、二级的人均至于第一级，后者的功能则在援引第三级之人至于第二级[10]。宗教与道德的关系，有两层含义：一是“谦卑为宗教之本，克己为道德之源，此所以宗教实足辅助道德”[11]；二是，不仅如此，就天人物三重境界而言，宗教又是道德升华的极至，故“必以宗教立道德之本，而济道德之穷”[12]。 

吴宓的宗教观同样受其“一多”思辨的观照。在他看来，宗教的本体，即在于相信宇宙间有超乎理智为人所不能知的至善者——神，并奉此神感化人使之向善。依英国诗人安诺德的说法，“宗教者乃道德而加以感情者也”。这便是“一”。而基督教、佛教、回教等，皆无非是宗教的浮象，即为“多”。现在世界上各派教徒互相攻击，以至于残杀，他们根本不懂得宗教的本体为何物。他尤其强调说，真的信宗教或信宗教自由，就当将个人因民族和历史的原因而加入某教派，视为偶然性，而坚定自己尊奉至善的信仰。吴宓说，自己生在中国，从小尊信儒学，这是偶然性，今后也决不作归佛或归耶之想。实际上，吴宓所谓的“神”、“上帝”、“灵魂”，说到底，是对“至善”的一种执著的追求或信仰。实践道德需要宗教般的热情和执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宓强调即使在现实中没有了宗教，也须在个人的心中保有一个宗教。 

吴宓承认自己是孤独的失败者，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但又无不自豪地表示，自己所以能不屈不挠，至今奋进，端在具有殉道者的情怀。他曾赋诗一首赠给处在逆境中的长沙艺芳女校校长曾宝荪，表示对她的支持，并在《空轩诗话》写下一段颇带感情的话，最为集中的表达了这一点： 

予方自伤《学衡》杂志、文学副刊之咸遭破毁，遂作诗一首以寄其同情。诗中“炉火烛光依皎日”句，盖喻言每个人之感情(炉火)及理智(烛光)极渺小微弱，但其源皆出于上帝。上帝有如皎日，其光热为无穷大，无穷久。是故人之辛苦致力于理想事业，所谓殉道殉情者，皆不过表扬上帝之精神，执行上帝之意志而已。然沧海不择细流，泰山积自土壤。苟能持此信念，则既不至：(1)贪天之功以为己力，因自私虚荣而忮刻争竞，亦可免。(2)由于一己之孤危之失败，而遂感觉诸种努力为无益无补，前途全成黑暗也。易言之，宓深信宗教与上帝。所谓宗教，乃融合(一)深彻之理智；(二)真挚之感情。信所可信，行所当行，而使实际之人生成为极乐。“上帝”者，即兼具无上之感情与理智之理想的人格，其光热力命皆无穷大，如皎日为一切炉火烛光之来源及归宿也。……宓生平辛勤致力之事，……亦由宓内心(虽不具形式)宗教之观念，上帝之信仰有以致之[13]。 

吴宓可以说实践了自己的道德观(这在下面将谈到)，但却是一个孤独的失败者。他承认这一点，但于二者间的内在联系，却不愿作认真的反思。 

三 

吴宓于1917～1921年留美期间，曾师从哈佛大学的美国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接受其思想学说。归国后，孜孜以宣传人文主义为职志，人称“中国的白璧德”。白璧德的基本观点是认为，西洋近世以来，物质之学大昌，而人生的道理日晦，是非善恶观念将绝，私欲横流，道德沦丧，因之群情激忧，终酿成欧洲之大战。欲救时弊，须倡明为人正道。他说：“今将由何处而得此为人之正道乎？”当博采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和释迦牟尼在内的东西圣哲的学说，“而加以变化，施之于今日，用作生人之模范，人皆知所以为人，则物质之弊消，诡辩之事绝。宗教道路之名虽亡，而功用长在；形式虽破，而精神犹存。此即所谓最精确、最详瞻、最新颖之人文主义也”[14]。 

人文主义的兴起，反映了白璧德诸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批判，同时，人文主义又是他们为欧战前后百弊丛生的西方社会开具的救世之方。它的核心无非是道德救世论。吴宓的道德观正是以此为摹本。人文主义侈谈心性，在西方社会已嫌隔膜，20世纪20年代它曾达到自己的鼎盛时期，但进入30年代后便迅速走向衰微。吴宓将人文主义的道德观移植到民族危机日亟，正经历着新旧激战的中国，更难免方圆凿枘，与时代大潮格格不入，使自己陷入了保守主义者孤独的境地。例如：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抗战的呼声日高，吴宓的爱国热情虽不后于人，但他不是以明快的语言，着力去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恶，抨击当局的误国，径直号召国人团结抗敌，却是发表了《道德救国论》[15]，大谈“一多、两世界”、“精神必超越物质，道德(仁爱)必战胜武力(残暴)”。国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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