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其“道德决定”论不仅愈显苍白无力，而且因空疏无补，为时人所冷落。此其一；
道德观体现着一个人的价值取向。吴宓主中庸，这使他一开始便对持论激烈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心存反感，抱有成见。还在美国时，他便撰文指斥后者是“持论专为诡激”的政客。他于“一多”偏重于“一”，即看重传统与规范，这与主张重新评价一切和思想解放的整个新文化运动，更自然扦格难通。此其二；
吴宓是研究文学的，但他也让文学接受自己的道德观的观照，“伦理和艺术可悲地纠缠在一起，你常常搞不清他是在阐释文学问题呢，还是在宣讲道德问题”[16]。尤其是他坚持“文学之原理”、“批评之标准”是绝对的，因而固执地反对白话文、新体诗和新式标点，使自己成了众矢之的。此其三。
吴宓成了孤独的失败者。1928年他作有《落花诗》八首，自加诠释，道心中之悲凉：“新文化、新教育家主领百事，文明世运皆操其手”，“我所爱之理想事物，均被潮流淘汰以去。”[17]
但是，文化问题毕竟是复杂的，有时不同观点间的争论，不可简单地“以胜败论英雄”。吴宓的道德观虽与时代大潮不合拍，也仍然包含着自己的某些合理性：
其一，吴宓视道德为绝对的观念，固然不脱唯心的先验论；但他强调人类应当有追求真善美的崇高理想，不断净化心灵，完善人格，即注意保持与发展人文精神，从而维护社会和人类的和谐。否则，蔑视精神与道德，而专务物质与经济，人文精神日见迷失，“则科学变成(或用为)杀人之毒具，技术徒为作恶之助力，金钱财富惟长物欲而增痛苦”[18]。此种观点，体现了吴宓对人类的终极关怀，显然包含着可贵的前瞻性。
其二，吴宓反对割断历史，主张博采东西方文化的精化，以培植当今渐趋削弱的人文精神，和提升国人的道德境界，显示了开放的文化心态。这固然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激烈的反传统，与其时不脱隆中抑西情结的东方文化派也判然有别。因之，将吴宓的道德观说成是维护旧道德，旧礼教，将其本人说成是儒教的信徒，是不恰当的。相反，吴宓敢于离婚，公开热恋自己的意中人，在当时实属大胆的反对旧道德、旧礼教的行为。吴宓说：“世之誉宓毁宓者，恒指宓为儒教孔子之徒，以维持中国旧礼教为职志，不知宓所资感发及奋斗之力量，实来自西方。……宓亲受教于白璧德及穆尔先生，亦可云宓曾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之区区以归，故更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正。”[19]这平心之论，应得到后人同情与理解。
其三，吴宓言行一致，实践了自己的道德观。他宽厚诚实，与人为善。同为清华教授的温源宁回忆说，“他从不小气自私，总是以助人为乐”。“他对别人总是扬长避短，但律己却极严。他笃信儒家思想，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位纯正儒士的形象。吴先生举止庄重，他对待生活认得很真，简直有点过分真，他‘端正’得不偏不倚，宁折不弯。然而，他又一点也不令人望而生畏”。好友吴芳吉家庭生活困难，吴宓长期帮助他，吴芳吉英年早逝，他又长期照顾其妻儿。解放后，吴为西南师院教授，工资多用以周济同事。“文革”中身处逆境，而不改初衷；他忠于职守，教书一丝不苟。“他像钟表一样守时，像奴隶船上的一名苦工那样辛苦地备课。讲课时，凡引用书中原文，别人也许会照本宣科念给学生听，他却不管篇幅多长，都要全部背下来”[20]。甚至在西南联大时期那样动乱艰难的岁月，他的此种严谨的作风，也未曾稍易；吴宓视爱国为高尚的道德行为，国人的天职，以为“救国就是救身”。抗战期间，学校两次决议让他休假，他都以“现为抗战时间，应加紧工作”为由，要求暂不休假，认国事重于私事。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外有学校愿以高薪聘其出国任教，他拒绝了，表示“生为中国人，死在中国土”，更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吴宓耿直不阿，“他从不怕对任何意见表示自己的态度”。当年他不赞成新文化运动，主编《学衡》杂志和《大公报》文学副刊与之抗衡，甘冒复古守旧的恶名终不悔。晚年处境危难，不仅表示《学衡》的是非功过、评说尚非其时，而且公开反对当时所谓“批孔”，结果复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更残酷的迫害，最终含冤而逝。这正实践了他自己的诺言：“以真为归，惟理是崇，遵道而前，任其所之。只知有是非，而不容以利害苦乐人我今昔之见，扰杂其间。无所用其惶惑顾忌”[21]。
上一页 [1] [2]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