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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竞技体育垄断的态势及其行业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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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1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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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产权归属，直到目前为止对产权的量化和有效的界定理论界仍没有解决，这也是计划经济遗留给市场经济的难题，具有中国特色。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完善，以及加入WTO这个规范市场的要求， 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合理有效的解决，否则它将是我国职业俱乐部发展的桎梏。直到现在我国俱乐部的管理职能和比赛的电视转播总卖权依然掌握在中国足球协会手中，94—98赛季各支甲A俱乐部只能从中国足球协会分到100多万元冠名赞助分成，加上广告、门票收入也不过几百万元，到了2000年尽管地域和经营的差异导致较大的收入差，甲A俱乐部从中国足球协会分到的冠名赞助分成平均有了300多万，加上门票收入、电视转播权出售、俱乐部标识产品的出售等各俱乐部的收入平均不到1200万，与俱乐部几千万的投入相比几乎没有赢利的企业，而且大多数亏损严重。同时中国足球协会的账面上却渐渐聚起几千万的赢利，还有了自己的公司。作为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行业协会，他们究竟代表的是谁的利益？目前各足球俱乐部每年在球队上的投资在2000—3000万，收入只有1000多万，剩余的缺口只能权且当做广告费，俱乐部根本收不回投资使得球队冠名权频频易主，极大地伤害了企业对体育事业的投资热情。 目前合作经营中国甲A足球职业联赛的IMG与中国足球协会签订的第二个五年合作协议（1999—2003年）的总标的额已达数亿元人民币，而经营各级中国国家足球队整体包装、训练、比赛的国际体育娱乐公司（ISL）与中国足球协会签订的合作协议（1999—2004 年）也达数亿元之巨（不过ISL于2001年宣布破产，中国国家队市场开发代理权将重新投标）。中国足球协会对出售比赛电视转播权的收入如何分配给各俱乐部，自己留下很多做何用，有何法律依据等等却没有一个明确的说法。而各俱乐部球队之间也没有形成资产的纽带，在商业行为中无人统一策划管理， 只能各路一方孤军奋战。现在很多项目都在策划建立NBA那样的联合公司，对竞赛表演业统一经营管理采取进一步的分工与合作，但是这样的市场行为必须得到体育职能部门的准入，而在体育竞赛表演业发达的欧、美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足球协会到底应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职业足球俱乐部到底应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我国的足球改制体育行政部门在定位上始终处于盲区。市场经济对政府的要求应当是非赢利机构和非经营性单位，不能参与市场竞争更不能垄断经营权与俱乐部争利。
4.1.3 我国宏观环境对职业俱乐部的影响
现在部分职业化、社会化为特征的俱乐部初步建立，俱乐部也建立了相应的组织机构和管理机构，俱乐部赖以生存的市场体系正逐步形成。门票、广告、冠名权的出售、电视转播权、转会费，还有前面一系列俱乐部整体买卖经营等收入渠道的开辟及一些政策措施对俱乐部的生存、稳定、发展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1998年衰退的红桃K，鲁能经营效益下滑，大连万达的退出……俱乐部所有权频频易主。看似繁荣的俱乐部及体育竞赛表演业其实隐藏着巨大的危机，计划体制的烙印总是无法抹去，职业化初期企业与体育行政部门联合办体育，一开始就埋下了产权不清晰的隐患。政府一直在干预企业的经营，企业得不到自主权，在利益分配上也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1994年开始的足球职业化也只是中国经济增长过热的时期，银行无规则、无限制的贷款，使得俱乐部老总们兴奋不已，全然不顾投入与产出效益。就这样大量国有资金流向了我国率先进入市场的足球俱乐部，以至于出现了前面提到的企业对俱乐部购并潮。因为是国有资金，出现了许多企业购并根本不考虑成本，一方面促进了俱乐部的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吹起了泡沫，造成了大量国有资产流失。尽管直到现在职业俱乐部已搞了10年了，但连做得最好的足球俱乐部直接效益也并不丰厚，赢利的俱乐部和企业寥寥无几。许多俱乐部和企业一直在抱怨产业环境不好、负担过重、投入太多，政府干预太多，分配不公等。但仍有许多企业想进来，究其原因主要有，企业通过介入俱乐部的经营参与联赛可以获得对竞赛表演业的经营和开发，企业的无形资产和知名度增加了，相关产品销售增长了，企业上市的股票也增值了，甚至于出现了足球省长、足球市长。这在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过程中却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垄断。
4.2 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中垄断的形成
客观地讲，现实生活中还有诸多因素制约着竞争机制内在功能的有效释放，其中最为主要的便是不断加剧的市场垄断。有鉴于此，本文拟立足于我国市场取向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就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内涵、形态、成因及其矫治对策做一系统分析。
4.2.1 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内涵及表现
从我国体制转轨过程中大量存在的市场垄断来看，大多数市场垄断并不是公平竞争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在非经济理性因素作用下产生与形成的；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讲，我国目前的市场垄断现象是新旧体制碰撞与摩擦的产物，是传统机制与传统发展模式在新条件下的反弹与回归。对于行政性市场垄断的逻辑内涵，理论界进行了富有启发的探讨。在我们看来，行政性市场垄断是指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依靠其特有的行政职能，对市场参数与市场机制进行人为干预，依此推动市场垄断的非正常形成与非规范运作，进而排斥、限制、妨碍甚至消除合法规范竞争并谋求垄断利润的行为。
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处于社会转型阶段，其垄断形式主要是行政性垄断。长期以来，人们把垄断看成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范畴而加以排斥、否定。其实，垄断和竞争一样，也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会有垄断现象和产生垄断的内在机制。完全的自由竞争只是一种理论假设，竞争和垄断同时并存，不可分割，是和商品经济一般形态相联系的伴生经济现象。从理论抽象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将行政性市场垄断的运行特征概括如下：一是垄断主体的行政性，即导致垄断行为产生与发展的事实主体不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而是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分支机构：二是垄断客体的短缺性，即大多数行政性市场垄断产生的基础是卖方市场与供给不足，其发展的中心在于那些资源短缺、供不应求且具有明显卖方市场特色的产品或服务；三是垄断领域的行业性，即行政性市场垄断并不是遍地开花，而是主要集中于一些特殊行业，这些行业一方面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另一方面又很容易受到行业壁垒的排他性控制；四是垄断成因的体制性，即我国目前的行政性市场垄断是伴随着新旧体制转轨过程而产生的，带有浓厚的体制性特征，由此也就决定了其生成与发展的长期与持久性；五是垄断后果的破坏性，即与经济性市场垄断相比，行政性市场垄断一经生成，其对市场机制与效率提高的内在破坏作用相对较大，而且其消极影响还具有显著的滞后效应。
4.2.2 行政性市场垄断成因的系统分析
面对现实生活中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广泛滋生，理性选择的首要任务便是客观冷静地剖析体制转轨过程中诱发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各种因素，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制定出切实可行的防范与矫治措施。从我国已经出现的行政性市场垄断来看，引发行政性市场垄断的主要成因有以下四个方面。
4.2.2.1 新旧经济体制转换不到位是行政性市场垄断形成的体制根源
在传统的以排斥市场机制为中心的计划性经济体制中，行政力量在经济运行与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企业法人与社会自然人完全成为政府机关的附属物，行政机关与企业的父子关系决定了社会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定发展，行政力量在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功能趋于弱化，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相对强化；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当前我国新的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轨远未真正到位，一方面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惯性仍然时时处处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政企分开的改革方案未能真正实现；另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基础配置作用还受到来自各个层面的干扰与侵蚀；同时，在现实生活中还出现了全方位的体制转轨真空，为非经济理性行为的产业创造了条件。诱发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广泛滋生。
4.2.2.2 市场垄断利润的诱惑是行政性市场垄断形成的经济动因
在我国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市场垄断利润所能够诱惑的，还不仅仅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法人，而且还包括行政管理主体及其人格化代表。特别是在公共权力决策主体与其服务对象经济收益的明显改善的特定背景之下，市场垄断利润便成为诱发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内在驱动力；因为在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中，作为行政管理主体，由于政策因素的限制与收入空间的相对不足，决定了其收入水平的相对低下与相对固定，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居民与经济法人广阔的收入空间与不断提高的收入水平，于是导致了决策服务主体与服务客体收入的巨大差异，再加上社会上已经普遍存在并呈蔓延发展态势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不可避免地引发极大的心理失衡现象，此时如果不能及时辅之以健全的监督约束机制与规范的利益引导机制，或者行政管理主体及人格化代表不能有效地进行自我行为调适，那么行政性市场垄断的形成与蔓延便不可避免。
4.2.2.3 政治体制改革与创新迟滞是行政性市场垄断形成的政治基础
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变革的历史与现实充分表明，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创新的时空序列呈现出明显的多样性。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我国经济体制明显创新的同时，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显然也进行过部分改革，但从总体上讲仍然维持着传统计划经济时期的框架模式，特别是政府机构与政府职能方面变革不大，从而对行政性市场垄断人为迁就与放任，使其得以发展与蔓延，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设置了不应有的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在市场化改革日趋深入的社会背景之下，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与政府机构职能转换不到位，致使权力蜕变为一种垄断性的利益资源，从而产生权钱交易与行政腐败，“政治创租”与“经济抽租”便不可避免，最终导致市场失效与权力异化，难以真正实现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优化配置。
4.3 竞技体育社会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要求的存在
职业体育俱乐部是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重要一环，它的运行与发展，不仅受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环境要素的制约与影响，而且有赖于整个体育改革的进程。职业体育俱乐部制度的实施是我国竞技体育体制的一项重大改革，它产生于体育的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大背景之中，也必将随着体育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完善其运行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巨大变化为体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也为城乡居民参加体育运动提供了较好的经济背景。“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进一步促进了群众体育的广泛开展，并提出了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中国群众体育现状调查与研究》的研究结果显示：1996年我国16岁以上人口中，达到体育人口标准的人口比例是15.46％，约为1.4亿人。我国体育人口的年龄结构呈年轻型的基本特征，25岁以下体育人口占体育人口总数的30.47％，共0.43亿。到2010年有望在1996年的基础上增加5％以上。若将7—15岁的在校学生以及武装力量等当然的体育人口统计在内，我国体育人口总数约占31.2％左右。这一数量低于工业发达国家，而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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