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知人论世”的理论命题，最早是由孟子在一次谈话中随意提出的，见于《孟子·万章下》：“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之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认为，后人要与古人为友（“尚（上）论古之人”），主要途径便是诵读古人留下的诗书。通过阅读与理解古人撰著的诗书等文献，就可以与古人进行“活的交流”，从而从古人身上获取道德精神力量，这就是所谓“知其人”。与此类同，孟子所谓“论其世”，也是指将诗书等古代文献看作是某种社会政治状态的具有一定道德意义的表征。凡此都体现了孟子以道德说诗的基本立场。

在孟子那里，由“知人论世”而“尚友”是目的，而“颂其诗，读其书”则是手段。而当后人将目的转移到“颂其诗，读其书”本身时，“知人论世”便成为最重要的手段了。无论“知人论世”是作为目的还是作为手段，它所强调的都是作品与作者及社会的联系和一致性，并要求读者在这种联系与一致性中阅读和理解作品。在这一意义上，孟子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文学阐释、文学研究的基本范式，并从而形成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①

显而易见，孟子是将“诗”、“书”等古人撰著的文献视为“知人论世”的根据，亦即历史认识的一种“文本”，重视的无疑是作品的历史价值和实用价值。因此，就其本质而言，“知人论世”的范式无疑接续着并体现着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史学研究传统，即将诗书等古代文献视为历史锁链的一环或历史本相的表征加以理解和阐释。在后世对“知人论世”这一文学阐释、文学研究范式的实际运用中，也大大发掘并加强了文学作品的这种历史价值和实用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孟子所说的“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实际上只是一种随感式的评论，缺乏严密的内在逻辑性，因此，“知人论世”研究范式本身的理论内涵便隐含着三重意义指向：其一，读者经由“颂其诗，读其书”，然后才“知其人”；或读者经由“颂其诗，读其书”而达到“论其世”；或读者经由“颂其诗，读其书”，从而“知其人”，并进而“论其世”。其二，与之相反，读者因为先“知其人”，然后才“颂其诗，读其书”；或读者为“论其世”而“颂其诗，读其书”；或读者为“论其世”、“知其人”，而去“颂其诗，读其书”。其三，以上两种兼而有之。

细细品味孟子的行文语气，无论就何种关系而言，显然上述三种情况皆可成立。因此“知人论世”的研究范式便同时隐含着三重意义指向。对这三重意义指向的不同选择，便构成三种不同的文学阐释和文学研究过程，从而决定了“知人论世”的研究范式在后世的不同展开形态。就读者、作品、作者与社会的种种关系而言，中国古代的文学研究家也许认为其间存在着多种复杂的联系，并不想用一种相对简单的图式把这种复杂联系加以化简②。

现代文艺阐释学认为，读者在选择“其诗”、“其书”之初，无疑便已经对“其人”及“其世”有了某些先在的理解（即所谓“前理解”），以此作为解读诗书的心理定势；而在“颂其诗，读其书”的过程中，这种对“其人”及“其世”的先在理解得到发挥、补充、修正或改变，从而形成新的理解；这就构成一个完整的阐释过程③。因此，从抽象的理论角度来看，上述第三重意义指向是最契合于文学阐释与文学研究实践的，因而是最理想的。这是一种双向逆反的循环阐释过程：由对作者的理解进入对作品的理解，再由对作品的理解加深对作者的理解；由对社会的理解进入对作品的理解，再由对作品的理解悟出对社会的理解。

然而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实际操作中，人们更为娴熟地采用的却是“知人论世”研究范式的前两重意义指向。

正因为如此，“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范式便先天性地秉赋了两种锢疾：首先，它往往导致一种先入为主的文学阐释活动，读者不惜淡化其应有的审美感受，并忽略作品文本独具的审美特性，而直接地将对作者或对社会的先验理解用于对作品的解读，以求得到一种貌似符合逻辑的有序的推理，和一种“终极审判”式的独断定论。这颇类似于西方“新批评”（The New Criticism）派所指责的“意图谬见”（Intentional Fallacy）④。本应“消亡”的作者及其社会反而占据了文学阐释的主角，而本应成为主角的作品文本反而成为映衬作者及其社会的配角。研究者完全以作家或社会为材料阐释作品，反过来又以作品为材料印证作家或社会，这实际上是一种循环论证的实证论，其可靠性和可信度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次，“知人论世”的文学研究范式也常常导致一种忽略或漠视审美中介的文学阐释活动，引导读者机械地将文学作品视同于一般的史料，并将其与作者、与社会直接挂钩，寻求二者之间简单的、直观的对应关系、因果关系或象征关系。这就导向了作者或社会与文学作品的单线的、直接的因果论，成为后世所谓“庸俗社会学”的思想根源之一。

二

时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大变革、大转折、大演变的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各种学术文化都经历了极其痛苦、极其艰巨的转型过程。转型（Pattern Change），意味着传统的创造性转化（Creative transformation），即传统的解构与重构，它必将伴随着断裂、消解、淘汰、变异、更新或再造等等文化过程。“知人论世”研究范式也不例外。经由几代文学研究家的不懈努力，“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在现代并没有发生严重断裂，而是经过创造性的转化，突破了传统的观念、标准、规范和通则，出现了范式性的变革和重构。

要而言之，转型期的“知人论世”研究范式主要有三种不尽相同的展开形态：一是作家主体批评方法；二是历史考证方法；三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这三种展开形态，一种比一种影响更为巨大。

此节先论第一种展开形态——作家主体批评方法，这可以王国维（1877—1927）和李长之（1910—1978）为代表。

王国维虽然深受清代乾嘉考据学的熏陶，但他的文学研究却有意识地突破了“考证之眼”，以体现一种独特的现代精神。仅就“知人论世”研究范式的运用而言，他的《屈子文学之精神》（1906）就堪称典范。该文首先从南北地域的区别说明文学风貌的成因，认为春秋战国以前的学派和文学分为南、北两派，而屈原是南北学派的复合。这显然受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学者亨利·托马斯·布尔克和约翰·威廉·德伯雷等人所创立的历史学中的地理学派的影响，他们试图从地理环境观点来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和条件，认为地理环境决定人的心理特质，而人的心理又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

但是，王国维并没有止步于此，他接着运用中国传统的“知人论世”方法，对屈原创作与其所处的历史文化环境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考察，特别留意特定的社会制度与政治、哲学、伦理等对于诗人创作的影响。更具有现代意义的是，王国维的分析重点并不是影响文学作品的诸种外在因素，而是历史文化环境——诗人人格、心态与审美精神——作品审美特质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将对历史文化环境的分析，经由作者的审美精神，最后落实到作品的审美特质上。王国维的研究思路体现出对作家主体研究的特殊关注。

在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中，李长之的作家传记研究颇接近于王国维的研究方法，亦即格外重视阐释者主体与作家主体的心灵交流和精神对话，格外重视阐释者主体与读者主体的精神沟通。在《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40）中，李长之独出心裁地探寻李白浪漫奔放的形象之下那种“超人的痛苦”，以及这种痛苦与其诗体现生命与生活欲求的“豪气”的风格之间的关系。在《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1948）中，他把楚文化的浪漫精神、司马迁的独特人格和《史记》不柔弱、不枯燥、不单调的“逸品”风格相互辉映阐发，试图打通世界——作者——作品——读者，构成一个充满生命活力的“阐释场”。李长之并不否认社会环境包括政治、经济等因素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但他认为这种影响是经过作家的“精神”、“人格”的中介，再折射到作品中的，因此任何一部作品无不打上作家主体精神的鲜明而深刻的烙印。正因为如此，批评家必须感同身受地进入作家的文学世界中，把创作看作是作家文学生命的流露，从作品风格中透视作家人格，从而深入把握作家的“独特生命”，把生动的“人格形相”描绘出来。在这方面，他显然受到德国学者汉保尔特（Wiheln Von Humboldt）《论席勒及其精神进展之过程》一文的影响。⑤

王国维和李长之的作家主体批评方法，在历史考证学家看来显然不够客观，缺乏严谨的科学性；在社会—历史批评家看来未免过于琐细，缺乏思想的深刻性。但是，这种研究方法的现代性却是无可置疑的，这不仅因为它引入了西方的现代思想，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对作家主体精神和作品存在方式之间关系的审视，对读者以其生命体验“介入”作品解读的倡导，实际上切中了文学阐释的要义，因此直到现在仍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本世纪80年代以来，探究作家的审美精神、文化精神、文化心态、理想人格的论文层出不穷，不正是这一传统的承续吗？

三

关于文学研究的历史考证方法，吕天石在《研究小说的正法》中曾概括道：“（考证法）又叫历史法。考证法就是依历史研究一国一时小说之源来及其趋势；解释小说作品：考证某小说作于何时，著者的生平，著者与时代的关系，著者与作品与著者时代之关系等等。”⑥这种历史考证受到西方现代历史学思想和清代朴学思想的双重影响，在20世纪盛极一时。与作家主体批评方法不同，历史考证方法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偏向于作品与作家、作品与社会的直接关联，更注重文学作品作为历史史料的价值。

胡适（1891—1962）在著名的《红楼梦考证》（1921）一书中，尖锐地批判了旧红学“索隐派”的臆说，指出：“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证《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搜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这种要求回到作者，回到作品文本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有见于此，胡适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家世、生平、生活遭遇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并以这一考证与《红楼梦》中的描写相对照，得出结论：《红楼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⑦。胡适关于《红楼梦》“自叙传”说的问世，成为现代古典文学研究在方法论上的一种范例，其影响是不可估量的。从此以后，对作家生平经历作详尽的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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