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蔡元培在《鲁迅先生全集序》中所说的：“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有着深厚的朴学根基。也许正因为如此，鲁迅对“知人论世”的传统研究方式便情有独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1926）一文开门见山地说：“因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⑨文中，鲁迅联系魏晋时期的政治、社会风尚、文化思想、宗教等方面，详尽论述这一时期的文学演变，尤其重视文学和时代、政治的关系。在《中国小说史略》（1924）等小说史研究论著中，鲁迅也总是联系政治、宗教、社会风气等分析小说发展的社会条件。与一般的社会—历史批评家不同，鲁迅未尝简单机械地套用千篇一律的社会原因来解释不同时代的小说现象，而是根据文学的具体性，着重联系某一种或某几种社会原因来说明某一时代的小说现象。例如，六朝志怪小说与当时的宗教神仙思想的关系，六朝志人小说与士人清谈风尚的关系，唐代传奇小说与“行卷”的关系，明清人情小说与淫靡之风的关系，清末谴责小说与政治黑暗的关系，等等。

说到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考证方法，不能不提到陈寅恪。陈寅恪的学问渊源，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但有一点应该是确信无疑的，即批判地吸收西方现代历史学和清代朴学思想，无疑构成他知识结构的主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陈寅恪“诗文证史”的研究方法堪称独树一帜。所谓“诗文证史”包括两方面：一是将诗文作品当作史料，或补正史20论“知人论世”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乘，或别备异说，或互相证发；二是以史释诗，通解诗意。具体方法是通过诗文文本的内证和历史资料的外证，考辨每一部作品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而据此探讨作者的生平经历、思想感情及其生活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陈寅恪运用诗文证史，始于30年代，在《元白诗笺证稿》（1950）中已娴熟自如，在晚年所撰的《论再生缘》（1954）和《柳如是别传》中则更为炉火纯青⑩。

在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历史考证方法虽然屡遭贬抑，但却始终具有着迷人的魅力，并结出了不胜枚数的硕果，在某些研究领域甚至形成了特殊的考证之学，如《水浒传》等小说的版本学、“曹学”等等。对古典文学作家、作品的考证，迄今仍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要而言之，历史考证方法的真正价值，恐怕更多地不在其学理方面，而在其实践方面，即它倡导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治学风气。这种治学风气一方面承续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学术方法，尤其是逻辑学方法的沐浴，因而形成一种现代意义的科学研究范式。正是这种“科学性”的包装，使得历史考证方法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中一直具有极大的魅力。

四

相比较而言，主要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影响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对“知人论世”的古典范式的冲击更为激烈，因而在更大的程度上促成了古典范式的现代转型。这种社会—历史批评，带有以理性评判为特点的批评姿态，居高临下地引导读者信从某种特定的思想观点，因此成为本世纪50年代以后国内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翼。

在本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定型的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具有以下三大特征：

第一，极力发掘不同时代的经济、政治对文学的决定关系。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定社会的文学发展归根结底是由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一方面，离开了经济基础，就无法正确解释各个时代的文学现象。因此，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不管其内容多么复杂，都是在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生活的反映。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更。”11从文学的发展看，每个时代文学的发展、演变，归根到底也是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的。再进一步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12，因此，以特定时代的政治状况解释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或从某一时代的文学作品中诠释出这一时代的政治状况，便成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一种习惯思路。

第二，片面地理解和教条地恪守“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批评原则，以之衡量古典文学作品，并对之进行价值判断，注重文学研究适应现实的政治需要。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要求坚持列宁关于“两种民族文化”的观点13，以阶级性、人民性为基本原则，对古典文学作品进行历史估价，区分古典文学作品中进步的、优秀的部分和反动的、腐朽的部分，批判地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因此，在对古典文学作品“论其世”时，人们就以“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作为主要标准14，在古典文学研究中极力区分“哪些作品反映了历史真实，表现了某一时代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当时条件下对人民有利，对社会发展起过促进作用；哪些作品歪曲了历史面貌，宣传了反动落后的思想，维护了腐朽没落的社会势力，对人民不利，并阻碍了社会的发展”。15

第三，注重对作家的阶级属性及其世界观的分析，并以此为准则评定其作品的思想价值。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认为，作家的世界观不仅决定着他对于现实生活的观点和态度，而且对他的艺术观点和艺术创作活动具有决定的作用，甚至自始至终地指导和制约着作家的整个创作过程。因此，只要凭借对作家的传记材料与政治思想的分析和概括，就足以对作家的作品下“终极审判”式的断语。然而，恩格斯在他分析巴尔扎克时，就指出了作家的世界观与其作品的意义之间可能出现不一致，发生矛盾，并称此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16。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认为，这仅仅是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不一致，是进步的创作方法突破了落后的世界观。社会——历史批评家始终站在作家的角度（尤其是作家思想的角度）来解读作品，而忽视了作品本身的自主性、独立性，因而将传统的“知其人”的文学阐释方法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中国20世纪的社会—历史批评家中，茅盾（1896—1981）堪称典范。茅盾一贯重视文学的写实性和社会性，重视文学与人种、环境、时代和作家人格的关系17。接受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以后，茅盾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创立了作家论批评文体，其基本思想是：以阶级分析为核心，以作品倾向为重点，寻找时代要求、作家立场、作品倾向这三者之间的联系。研究者一般先分析研究对象——作家的传记材料，包括其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知识修养、生活环境等等，特别注意审察在特定历史时期由作家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政治态度或时代变革所引起的作家世界观变化；以此为前提，进而考察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价值，说明作家的立场如何制约作品倾向；最后将作家创作所反映的趋向或问题提到社会现象的高度去分析，判定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可能起到的社会作用。这是大致的研究思路，具体的操作程序和侧重点可能不尽相同，但作品题材的评析、主题的归纳，却总是批评的主要方面，而作品的艺术形式却仅仅作为内容的附庸进入批评家的视野。18

由于文学研究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一直比较崇尚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很强的批评风气，也由于以茅盾为典范的这种作家论批评方式比较稳定而更便于操作，茅盾的影响在40年代以后便长久持续，盛行不衰。直到现在，在许多历代文学评论和文学史教科书中，我们还能看到这种作家论批评文体的运用。而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则借助于这种批评文体的流行，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中独领风骚数十年。

五

“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上述三种展开形态，在操作层面上看，似乎判然而别，但在学理层面即方法论上却有着深切的因缘。

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时期，“知人论世”研究范式在学理层面的变革和重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由随意性变为系统性。

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所依赖的不是固定的理论和标准，而是研究者在大致相同的文学解释背景下彼此接近的思维习惯和审美趣味，以及由这些因素所影响形成的相似的欣赏力和判断力，这些都是沟通研究者的感受体验与作者或读者的感受体验的桥梁。因此，在表述方式上，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往往注重领悟和感受，带有较多的直观性、经验性、随意性、零散性。而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却明显地出现了从体验式、印象式、点悟式向理论化、明晰化、系统化的转变，用比较系统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比较科学的文学批评方法改造了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式的文学批评形式19。这一转变的长处，在于其浓厚的理论色彩和明晰的思辨特征，而其短处却在于容易滋生先验的理论模式和僵化的思维方法。

例如，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04）明确地以哲学与美学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基础，构成了相当完备的理论体系。全文共分五章：第一章采用叔本华的哲学思想，阐述了“欲与生活与痛苦，三者一而已矣”的人生哲学，和“美术之务，在描写人生之苦痛与其解脱之道”的美学观点，奠定了全文的理论基础；第二章即以此理论，来说明《红楼梦》一书的精神乃在写贾宝玉由欲所产生之苦痛及其解脱之途径；第三、四章，进而评论了《红楼梦》“彻头彻尾之悲剧”的美学价值，和“以解脱为理想”的伦理学价值；第五章“余论”，辨明旧红学的诬妄，指出红学研究的正确途径，倡导一种科学的考证精神。王国维把理论眼光、理论体系和辨妄求真的考证精神引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表现出智性的、思辨的、逻辑的思维特点，从而在根本上与传统的研究方法划清了界限，揭开了现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序幕。

但是，王国维把叔本华的哲学思想生硬地套用到《红楼梦》上去，虽是有意地“误读”，却不免先入为主，牵强附会，暴露出以既定的理论推绎代替作品实际描写的分析的弊病。这种“误读”也许是有意与传统批评的妙悟式或考证式的路数拉开距离，尝试一种源于西方学术的“现代性”的批评视野和方法，从而摆脱传统文学研究的局限20。但这种所谓“现代性”却对后人的研究发生了也许为王国维始料所不及的导向作用：或牵强附会，或生硬照搬地运用某种理论去阐释古典文学作品，引导人们按既定的批评“尺码”去衡定作家及其作品的价值。这一潜在因素，在“知人论世”研究范式的上述三种现代展开形态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

其二，由主观性变为实证性。

传统的古典文学研究倡导“批文以入情”，“觇文辄见其心”21，强调研究者对作品进行生命体验，与作家进行心灵交流，因此文学研究便带有鲜明的主观色彩。而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因重视“科学的主义和方法”22，却极力倡导实证性。那么，什么是科学的方法呢？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里指出：“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23胡适认为，历史科学是“根据一些事实来推断造成这些事实的原因”，因此，进行历史研究的人们，“全靠用最勤劳的工夫去搜求材料，用最精细的工夫去研究材料，用最严谨的方法去批评审查材料”。24尽管数十年来人们对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褒贬不一，但无论是褒是贬，在研究实践中都多多少少地受到了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响，这应该是无庸讳言的。

正是由于对科学方法的自觉追求，20世纪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对中国古代的考证之学作了创造性的转化，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现代考证方法原则。首先，古代的考证之学往往缺乏科学性，因为考证学者几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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