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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战中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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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2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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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白天口讲笔书宣传抗战，晚上演出抗日短剧，四乡农民举着火把涌来观看。（注：谢尚品：《曾被誉为”世界十大伟人”之一的晏阳初》，《炎黄春秋》，1997年第12期。）同年底，湖北各级学校战时服务总团组织30个乡村巡回宣传队，深入各县做“普遍抗敌宣传工作”。次年1月，湖北文化界领袖孔庚、邓初民、马哲民、梅龚彬等发起组织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制定8条工作纲要，集中各地知识分子深入乡村，唤醒民众，支持抗战。而全国各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救亡协会和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更是知识分子下农村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
知识分子地位有别，来源不一，政治倾向更不尽相同，其中许多分属于国共两党及其他民主党派。但他们自动团结起来，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对动员农民工作不但认识相同，而且热情高涨。《新华日报》载文称赞说，抗战以来，“无数的乡村救亡工作团体，在政府主办或个人自动组合之下，不断地建立起来；无数的救亡宣传队，战时服务团，以及军队中政训工作员等，一队队的涌往农村去，大家手携手的在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奋斗。”（注：新华日报：《怎样展开农村救亡工作》，《抗战与乡村工作》，第24页。）此情此景，充分显示出知识分子的崇高境界和凛然大义，确实令人感佩。
(三)内容丰富，注重大众化形式，适合农村农民的实际情况，传播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提高农民的思想认识和文化知识，激发农民的抗战热情和爱国精神，使其在抗日致胜目标下组织起来。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动员，主题鲜明，形式活泼，其活动既有培训干部、组织自卫队等政治军事训练，也有演讲、戏剧、歌咏、图画等抗日宣传，在战区农村的还有难民收容、战地救护等工作，在城市的则有针对农村问题的理论著述、刊物宣传和文艺创作。一位在赣东农村从事动员的人士说，他们在贵溪、广丰的一个半月中完成了九项工作：各学校、部队的歌咏、戏剧、漫画两周训练；妇女战时常识训练；成立妇女战时服务团；小学教师座谈会；成立小学生联合宣传队；小学生集中训练；出版宣传文件9种；发行画刊一种；平均每周举行宣传会一次。同时，他们还做了农家访问、筹备一个半月下乡巡回宣传及其他训练工作。（注：周君实：《浙赣工作六个月》，《抗战三日刊》第74号，1938年5月23日出版。）由此可见，知识分子在农村的工作不但内容实在，而且也十分紧张和繁忙。
在农村动员中，戏剧和歌曲被作为传输民族精神、凝聚民众情感、激励意志信心的大众化形式，成为最有影响和成效的武器。特别是那些针对农民所创作的作品，在农村受到极大的欢迎。话剧中在各地演出最多的有反映抗日救亡的剧目《放下你的鞭子》、《毒药》等，演剧队搜集前方军民抗战事迹编成的剧本，“下乡到境内各区镇去公演，每次乡民围拢来看的均达四五千人”（注：叔羊：《救亡运动在山西》，《抗战三日刊》第44号，1938年2月9日出版。）。歌曲也是这样。一首《抗敌四季歌》，以其古风的意味，从农民的内心深处勾起其民族传统精神：夏季里，日正长，征衣换上别爷娘。勇敢从军去，为国为家乡。秋季里，稻上场，大家联合打东洋。身体虽辛苦，精神百倍扬。（注：《抗敌四季歌》，《战时民众》，第2卷第11期，1940年12月10日出版。为省篇幅，春冬季歌词未引。）又如以锄头歌调创作的《打日本歌》，短短三句，朗朗上口：拿起了枪杆打日本呀，打走了日本求生存呀！武装了民众打日本呀，日本的鬼子没法儿凶呀！抗战到底打日本呀，最后的胜利属我们呀！（注：刘良模：《打日本歌》，《抗战三日刊》第31号，1937年12月26日出版。）丰子恺谈及由浙江经江西、湖南到汉口的一路见闻时说，沿途各地抗战歌曲不绝于耳。连荒偏的小山村里，也有“起来，起来”、“前进，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竟是“有人烟处，即有抗战歌曲”的景况。（注：潘文彦等：《丰子恺传》，《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4期，第253页。）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战时农村动员的规模和程度。
(四)经受磨难，增进感情，在动员农民中注重自身锻炼，表现出可贵的自律精神。“脱掉长衫，同赴战地！一面唤起民众，一面教育自己。”这是淞沪抗战时著名文化人钱亦石创作的战地服务歌的头两句歌词。它深刻地说明，知识分子去农村，并不是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先知先觉者，而是对自身的局限也有足够的认识，自醒到自己也要在农村、在战争中经受教育和锻炼。因此，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到农村去的过程，也是自身经受锻炼和成长的过程。艰辛跋涉，耐得劳苦，食得粗粝，住得简陋，成为下乡者的常事。10多位从上海到浙赣农村工作的知识青年说，他们每天在乡村流动工作，最初的4个多月中，经过了12个县城，60多个乡镇，“上海的经费接济早已断绝，每天和饥饿寒风做朋友，衣履褛褴，一般人把我们看作难民”，“可是由于四个月的锻炼学习，我们已经渐渐地熟习如何运用工作方式，认识和适应内地的环境，十几个工作员便结成了一架灵活可用的机体”。（注：周君实：《浙赣工作六个月》，《抗战三日刊》第74号，1938年5月23日出版。）农民在接触中日益亲近知识分子，“他们和我们亲密得如同一家了”；知识分子在动员农民中自身经受锻炼，“扩大了我们的眼界，学到了不少在课堂里念课本所学不到的学问”，（注：非伶：《寒假下乡宣传回来》，《抗战三日刊》第52号，1938年3月9日出版。）成为农村动员中十分感人的画面。特别是，在农村工作中，还有的知识分子献出了宝贵的鲜血和生命。
1939年后，由于国民党实行防共反共政策和新县制等加强了对农村的控制，以及后方秩序逐渐稳定，大中学校完成迁移并相继开学，文化知识界在国统区的大规模到农村活动逐渐结束，小规模的活动虽未中断，但被完全纳入政府的组织和主导中。而在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知识分子直接到农村去则仍然方兴未艾，他们与农民群众日益紧密的结合与融通，成为整个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最为鲜活的内容之一。 三
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的另一重点，是与乡村民主政治相联系，体认农民疾苦和反映农民愿望，呼吁实行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改良，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现状、激励农民奋起。这类工作，在1939年大规模到农村的活动基本结束后，尤其成为文化知识界关注农村、动员农民的主要形式。在国统区，知识分子成为农民利益的坚定代言人。
没有农民的投入和牺牲，不可能取得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这是各党派各阶层乃至中外人士共同一致的认识。但是，怎么样才能赢得广大农民的积极参与和奉献牺牲，却有着不一样的主张和认识。对此，文化知识界人士在与农民的接触中，相当集中、深入和尖锐地提出了他们的主张。这些主张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他们不满基层政权的作为，要求改良农村政治和行政机构。农民眼中的国家，就是作为其代表的基层政权。因此，知识分子们也在这个层面考察基层政权的状况及其与农民和农民动员的关系。其结果是对区乡政治的批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陶百川主办的《血路周刊》第二期刊文，分析区乡政治的现状，认为现在一部分区乡长人格卑污，大部分的区乡长纵不为恶也只知道做官，此外尚有一些较好的区乡长，也只能做传达公文的工具（注：沙扬：《动员千百万农民参加抗战》，《抗战与乡村工作》，第15-16页。），如此区乡政权不会去关心和保护农民的利益。他们分析各地农民动员不起来的问题，指出“原因是充当区长、保长、甲长的，十之八九都是土豪劣绅，他们武断乡曲，欺压平民，乘机敲诈，无恶不作。此种分子如果不更换，民众抗战的情绪便永远不会提高起来。”（注：仲实：《鄂省策进民训办法》，《抗战三日刊》第47号，1938年2月19日出版。）也有人根据动员实践，对中上层政治提出批评，如县政的混乱和县长的无知(如湖北某县县长面对下乡的众多知识分子，不但神气活现官架十足，而且不准他们扩大抗日宣传和唱歌演戏)，以及部分地方当局阻碍农民动员的政策，有的还直接批评缺乏民众动员和表面花样繁多实则内容空虚的民众工作，是造成抗战初期失利的重要原因（注：赓雅：《广州失陷的教训》，《申报》(香港版)，1938年12月6日。）。因此，知识分子们普遍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善地方政治，认为要想真正把广大民众动员起来参加抗战，“只有彻底改革下层行政机构才行”。有人甚至提出了要人民爱国，必须先使人民感觉到“国”之可“爱”的严峻问题。知识分子因其特性，对现实政治具有天生的批判性，他们对农村基层政权的批评，固然有的可能过于绝对，但总体上不但与实际情况基本一致，而且所针对者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其根本点在于要求改善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他们在特殊环境下实际上成为战时国家农村权力的批评者和监督者。
第二，关于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关系，他们要求禁止地主豪绅借抗日而剥削压榨农民，动员当地知识分子起来改良农村社会环境。下乡人士发现，农村中的绅权相当大，大大小小的“绅士”、“先生”们与保甲长相结合，垄断农村的事务，主宰农民的生死。抗战时期，地主豪绅除了对农民直接的土地上的经济剥削外，在税捐和兵役上的不公行为最为知识分子所愤慨。章乃器指出：“在社会方面，新旧土劣把持后方工作及保甲制度，以为个人乘机渔利的工具的，也所在都有。如制裁汉奸和抽调壮丁，便在许多地方成为土劣敲诈平民的口实”。（注：章乃器：《抗战时期的民主问题》，《申报》，1937年10月22日。这样的言论当时很多，如周君实指出，他们在农村工作6个月来，同别的战时服务团一样，觉察到很多令人不痛快的事情：保甲制度的不健全；强迫执行征工征兵；民众生活的艰苦非常；无钱的出钱，无力的出力；还有发救国财的官吏。“这些令人齿冷心寒的事实，仍旧一幕一幕在串演。”(周君实：《浙赣工作六个月》，《抗战三日刊》第74号)。）章乃器将他们称之为“一班自私自利不知羞耻的棍徒”，对国家在抗战中如何需要民众的奋起既不了解也不肯计及，是国家意志和权力不能达于下层以致削弱抗战力量的障碍。由于地主豪绅与保甲长、乡村政治紧密相连，知识分子们因此提出，要从建立乡村民主入手，动员当地的知识分子(全国乡村中当时仅小学教师有几十万人)，尽力联络推动乡村上层分子，至少做到禁止土豪劣绅借抗日而剥削压榨农民。不少人还建议实行保甲长甚至乡镇长由农民直接选举，以此改变地主豪绅主宰农村的现实，实现农村政治的开明。从理论上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的农民动员，要求动员农村中的一切阶级一切力量，即包括愿意抗日的地主富农士绅等等，共同投入抗日的洪流中。但实践中，一方面，知识分子们对这部分被称为农村上层、精英的人物，在观念上有所鄙视、感情上有些格格不入，因而不够重视，也未能进行具体分析(未对其中一部分人的爱国意识和抗日热情给予足够的估计和肯定)，是有些失误的；另一方面，这些农村上层人物，掌握或控制着农村的政治与经济生活(这与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架构有重大甚至本质的区别)，他们将农民动员视为对既定秩序及其既有利益的威胁，也基本上没有来自上层政权的强有力制约，因而他们中的相当比例的人对知识分子的农民动员不甚欢迎乃至从中作梗、破坏，也导致知识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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