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许多宝贵的伦理思想，是可以在共产主义者身上获得发展的，无产阶级的新的道德，像前面说过的一样，并不是简单地对于旧道德的否定，而是对它的精华的提高和改造，是使旧道德中的积极的内容获得进步，这是共产主义者和漠视一切道德标准的相对主义者不同的地方。譬如忠、孝、节、义之类，曾经是封建道德的重要的规范。而共产主义者对于这样的规范，并不绝对的抹煞，在共产主义者的英勇斗争的行动当中，这些的规范的最好的内容是在事实上被发展着了。自然，陈腐的部分是要除去了的。对于君主的忠心，是绝对不要了的，然而共产主义者曾表现了对于国家民族的最大的忠心。家庭的小范围的孝，在今日的条件之下是常常困难顾到的，就是过去，也曾经有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然而在民族社会的大事业的条件容许的限度内，共产主义者也主张对于父母的敬爱的。妇女的片面贞节，吃人一餐饭，一定要有所报答，‘有奶便是娘’，而不管对方是什么人，这样的义气，现在也是不需要的，而且这是有害的、危险的。但共产主义者为民族事业斗争时的那坚贞卓绝的节操，对民族利益而牺牲一切的义气，却也是节操的真精神的最高表现。这一切民族道德的发扬，虽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者才能做到，然而它在共产主义者身上有着光辉的表现，却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事”。（载《解放》第51期。） 艾思奇不仅从文化的“民族性”，还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她的远见、务实、尊重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等方面，论证了“为什么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今日会成为民族道德的积极发扬者”的理由。这些论述，与陈伯达明显是相互配合着的，它体现了“新启蒙运动”者之间的思想默契，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态度的改变，启发着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根据本民族的实际，去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陈伯达在1939年初发表的《孔子的哲学思想》等文中，也谈到了对于孔子道德观的理解问题。有趣的事，该文的观点还引起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的有关讨论。毛为此曾两次给张闻天写信。信中写道：“关于孔子的道德观，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1939年2月20日、22日，见《毛泽东文集》第162-163页）可见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与陈伯达的思想依然有点距离。在他看来，陈伯达似乎走得过远了些。）。
四、毛泽东的独特总结与文艺“民族形式” 和学术 “中国化”之探讨
无庸讳言，我们之所以要较为详细地论述新启蒙运动以后中共文化人对于文化“民族性”的认识，其目的之一，就是要凸显他们以往被人们所忽略的贡献，使人们注意到毛泽东稍后的有关认识与他们之间有着直接的思想来源关系。事实上，不仅是文化“民族性”方面的认识，而且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建构，也都曾留下陈伯达和艾思奇等党内文化人的直接影响。这一点，我们将另文予以说明。但这样说，丝毫也没有贬低毛泽东个人思想成就的意思。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能在繁重的政治活动之余审时度势，敏锐地把握住文化“民族性”的问题，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高决策，其影响的巨大和深远，在中共高层人士内部，是无人能够企及的。即使在今天，当我们重新研读他在《论新阶段》中《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节里所发出的 “学习民族历史”的号召时，也依然能够体验到其当时的宏大气魄和某种意义上实事求是的精神： “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相对于学习马列理论的任务而言——引者）。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想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这段人们耳熟能详的文字，不仅将中共党人对文化“民族性”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而且使它从此真正开始上升成为了全党的共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和启人深思的观点，一是“不应当割断历史”；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应根据民族的特性和实际使它“在中国具体化”，逻辑上则包含着使一切外来先进文化实现“民族化”或“中国化”转换的意思；三是创造所谓具有“中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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