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作出这种“决策性”的认识，除了他纯个人的因素之外，首先当然是抗战形势推动和进行民族斗争实际需要的结果，其次则是同王明教条主义集团“残余势力”斗争的产物，连带也包涵着某种摆脱共产国际“指手划脚”、以实现 “独立自主”的现实动机。从文化思想上说，正如前文所言，他则无疑是受到了陈伯达、艾思奇等“新启蒙运动”者的直接启发。 

    在文化方面，毛泽东的上述思想阐发之后，产生了两个直接后果，一则导致了文艺界“民族形式”问题的正式讨论，二则引发了学术界“中国化”思潮和运动的开启。这两者之间紧密相关，但又各有侧重。从中共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两者不仅都集中体现了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空前觉醒，而且还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中共党人乃至整个进步文化界对于文化“民族性”的认识。 

    毛泽东“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提法，得益于陈伯达所提示的斯大林所谓苏联文化是“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启发，并成为导致“民族形式”问题热烈讨论的由头。不过，与陈伯达、艾思奇等人以往主要把“民族形式”局限在旧文化形式方面不同，毛泽东这里的“民族形式”，意义明显要更为宽泛，除了指现成的需要利用的旧形式外，还包括着甚至主要是面向着未来新创造的民族形式。实际上，他所强调的不过是体现“民族特性”的“形式”这一点而已，这就是他为什么同时也提出“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什么是或如何才是“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怎样形成“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也就逐渐成为1939年初正式兴起的“民族形式”讨论中的核心问题之一。而这一问题，实质就是如何保持、发扬和创造中国文化的“民族性”的问题。 

    柯仲平、周扬、陈伯达、艾思奇、何其芳、王任叔（巴人）、冼星海等人，较早响应了毛泽东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讲话。1939年2月7日，柯仲平在延安《新中华报》率先发表《谈“中国气派”》一文，提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气派。这是由那民族的特殊经济、地理、人种、文化传统造成的”，“最浓厚的中国气派，正被保留、发展在中国多数的老百姓中”。王任叔1939年9月1日在《文艺阵地》上发表《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一文，对此作出进一步的阐发。他说：“什么是‘气派’，什么是‘作风’？机械地说，‘气派’也就是民族的特性；‘作风’也就是民族的情调。特性是属于作品内容的，这里有思想，风俗，生活，感情；情调是属于作品的形式的，这里有趣味，风尚，嗜好，以及语言的技巧。但无民族的情调，不能表现民族的特性；没有民族的特性，也无以表现民族的情调。中国的作风与中国气派，在文艺作品上，是应该看作一个东西——一种特征，而不是两件东西”。他认为，一个作家必须具备深厚的“思想修养”、“对传统文学作品的学习和理解”、以及“生活实践”三方面的基本素质，缺一都无法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载《文艺阵地》第3卷，第10期。）。 

    这里，王任叔所理解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是否完全符合毛泽东的原意，很难评说，但他所谓“对传统文学作品的学习和理解”以及“生活实践”，却对应了这场“民族形式”讨论所涉及的两个重要内容。若将其予以分解，即，一是强调对旧文艺形式予以利用的必要性、迫切性和原则方法；二是强调在现实生活和实践中创造 “新的民族形式” 的最终目标、主导地位和艰巨任务。这其中又涉及到国际主义与民族形式，民间形式与民族形式，地方形式与民族形式等等具体问题。总的说来，在1940年3月向林冰（赵纪彬）提出“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之前，也就是讨论最初在延安进行期间，似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极端片面的看法，两个主要方面的内容均被置于一个“统一体”中，起初稍稍偏重于前者，渐渐地则着重于后者。在这方面，艾思奇和周扬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和权威性。 

    艾思奇1939年4月16日在《文艺战线》上发表《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一文，探索了旧文艺形式反映现实的一些特点和规律，以及运用旧形式的基本方式等。他强调指出：“历史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中心急迫的任务，而在今天，这样的任务在文艺界正是在于要把握旧形式”。但他同时又说明，运用旧形式的“中心目标”，正是为了“要创造新的民族的文艺”。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所产生的“能够表现我们的民族气派和民族作风的东西”实在太少了（但不是没有，如鲁迅的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不但是新的而且是民族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民族的新文艺，也即是要以我们民族的特色（生活内容方面和表现形式方面包括在一起）而能在世界上占一地位的新文艺。没有鲜明的民族特色的东西，在世界上是站不住脚的。中国的作家如果要对世界的文艺界拿出成绩来，他所拿出来的如果不是中国自己的东西，那还有什么呢？”（原载《文艺战线》第1卷第3期。见《论文化与艺术》，第250页。）显然，在艾思奇这里，也同在王任叔那一样，所谓“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已不仅限于文艺“形式”，同时也指向了文艺的“内容”。他对文艺“民族性”认识的一个贡献，是明确地提出了文艺的 “民族特色”和其要取得世界地位之间的关系。 

     1939年2月16日，周扬主编的《文艺战线》创刊。在创刊号上，他发表了《我们的态度》一文，对毛泽东强调文化“民族性”和“民族形式”，也表示明确的认同。他的态度可以说较为典型地体现了延安文艺界在这方面的精神转向。他写道：  “在文艺修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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