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为名，来攻讦“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艾思奇的《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则作了系统的分辨和回应。该文一方面陈述了近代以来以“国情论”、“中国特殊论”为幌子，实行“闭关自守主义”、拒绝吸收外来先进思想文化的种种表现及其思想实质，另一方面，又从“普遍与特殊”、“一般与个别”的关系的角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特殊观”，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中国社会和文化特殊性的基本立场（此文载《中国文化》第1卷创刊号）。从五四后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人对于“中国特殊性”问题的讳莫如深，到此时能够公开正面地以此为题进行论述，并较有深度地阐明其见解，这一变化是意味深长的。它表明中共在思想上，已经的确开始进入相对成熟的阶段了。 

五、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形成及其他的效应 

抗战前后，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日渐强烈的体认，在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的过程中，具有着至今仍为人们所忽略的重要思想意义。这一意义，依我们之见，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发展史的整个历史进程纵向来看，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和有关认识的趋于深入，正处于这一总体认识进程的最后阶段，并构成为其整个文化思想链条中的关键一环。早在五四后期，中共党人就已经明确认识到“科学化”和“民主化”对于发展中国新文化的重要价值，认识到并强调了在发展民族新文化过程中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导意义，以及文化运动中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必要性与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等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又在左翼文化运动中，基本实现了基于文化阶级性认识的“大众化”之觉醒。这些都可以看成是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时代性”的一种积极把握。但在这两个历史阶段，他们对于文化的“民族性”却始终缺乏清醒的、足够的认识。这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环境和中共党人思想方法上的不成熟有着密切的关系，自然不能苛求于前人。但这样一种认识的缺乏，却无疑在根本上阻碍了中共党人文化思路的整体、连贯、顺畅而系统的展开，使其无法把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与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增强有效地统一起来，把思想批判和文化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因此制约了其整个理论思维和实际运动的发展水平。新启蒙运动爆发后，随着中共对于文化“民族性”日渐强烈而深沉的体认，并形成了较为明确的观念，其整体宏观的文化思维才因此被激活起来，从而逐渐构成了有机联系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发展四原则或纲领。换言之，正因为中共适时地获得了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才在文化发展的独立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主体原则的意义上，得以将零散的文化思绪加以整合，最终在1940年初形成了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整体构想。事实上，“创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任务的明确而响亮的提出，便是此一觉醒的直接产物。我们所谓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和认识的渐趋深化，构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链条中“关键一环”的含义，也正在于此。 

    其次，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内在构成横向来看，此期中共党人有关文化“民族性”问题的思想认识，不仅本身直接就构成为该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得宜于这种深切而著明的认识，他们反过来对于文化“大众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内涵，也有了更加丰富、准确而深入的了解。与此同时，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特别是如何认识和对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列主义，如何评价近代以来在这方面具有模式意义的各种文化思想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文化”，以及建立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等等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诸多重要问题，也都因为此种深刻体认而相应地豁然开朗或更趋理性化了。这一点，前文所述的“学术中国化”运动中，柳湜、嵇文甫等对“中国化”与各种文化保守论调差别的辨析，可为明证。事实上，如果中共此期没有对于文化“民族性”强烈而深刻的体认，要想同这些保守思想真正划清界限，是根本不可能的。换言之，由于文化问题之间彼此紧密的关联性，决定了此前中共党人一切有关文化问题的认识，均不得不经这把“民族性”或“民族化”标尺的重新衡量和检验，而相应地加以调整、改进以融为一体，最终也就为形成整体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构想，创造了有利的思想条件。 

    1940年初，毛泽东和张闻天等在其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最后奠基的论著《新民主主义论》与《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中，都曾毫不含糊地宣称该文化首先是“民族的”，是具有中国民族性的新文化。可见此时，中共关于文化“民族性”的认识，已经成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张闻天认为，这种“民族性”的文化，就是“抗日、反帝、反抗民族压迫，主张民族独立与解放，提倡民族的自信心，正确的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的文化”。这一概括简洁明了，特别是“正确把握民族的实际与特点”一句，很耐人寻味。要说不足之处，似在于没有对当时中国接受西方文化时应如何保持民族特性的问题发表明确的意见。尽管在同一篇文章中探讨中华民族新文化和“外国文化”的关系等问题时，他也谈到“外国文化中国化”，必须“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创造中国的马列主义作品”，但他所谓“中国化”，主要是指使外来文化“服从于中华民族抗战建国的需要，服从于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需要。这即是以世界最先进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的实际，帮助解决中国的各种实际问题”，似乎并不包括外来文化本身在形式和内容上的民族化意涵。同张闻天此文相比，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关于文化“民族性”的说明，则不仅较为集中，也要显得更为生动形象和透彻。他写道：  “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还做得很不够。----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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