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很有文化思想价值，并且成为此期中共强烈体认文化“民族性”不容忽视的又一重要标志。柳湜、嵇文甫、艾思奇等中共党内的学者文化人，是这一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思想先锋。1939年初，柳湜在《读书月报》刊登《论中国化》一文，对学术“中国化”问题提出的根据和意义、它的本质内容及其对各重要学科的基本要求，发表了初步的意见，成为该运动的揭幕人之一（张申府1939年2月在《战时文化》发表同名文章）。同年10月，嵇文甫写成《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于次年2月刊登在《理论与现实》上，这是该运动中最具思想价值的探索文本；艾思奇则发表《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从哲学理论的高度，论述了外来学术思想中国化的必要性、必然性，以及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把握中国特殊性”的原则，还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问题，回应了叶青等人的挑战（叶青的观点，可见其《论中国学术化》一文，载《时代精神》创刊号）。当然，当时中共党内探讨这一问题的并不只上述这三人，不过他们的探讨，却基本能够代表当时这一思潮内涵的范围与深度。
在柳、嵇、艾等人那里，“学术的中国化”，指的是充分吸收外来学术文化的先进成果，将其与本民族优秀的学术文化传统相融合，与中国的社会实际情形相结合，发展出既具有民族独特性又具有世界先进性的那样一种学术文化的现实追求。其核心关注，毋宁说乃是对于外来先进学术文化的一种“民族性”消化。正如嵇文甫所指出的：
“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把世界上进步的学术文化尽量吸收，使自己迅速壮大起来。然而我们有自己的社会机构，有自己的民族传统，有自己的历史发展阶段；不是可以随便安上美国的头，英国的脚，要方就方，要圆就圆的。世界上任何好东西，总须经过我们的咀嚼消化，融合到我们的血肉机体中，然后对于我们方为有用。我们不能像填鸭似地，把外边的东西尽管往自己肚里硬填；不能像小儿学舌似地，专去背诵旁人的言语，我们要‘中国化’，要适应着自己的需要，把世界上许多好东西都融化成自己的”。“所谓 ‘中国化’，就是要把现代世界性的文化，和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有机地联系起来。所以离开民族传统，就无从讲‘中国化’”（《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补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0-561页）。
由此出发，嵇文甫还从理论上较为深入地分析了“如何接受民族传统”的问题。在他看来，简单地说“批判地接受”、取优汰劣还是不够的，因为何者为优何者为劣实在难以判断，即便你执定了所谓“现代的”标准，也依然无从辨认。其中的因素“参互错综，变动不居，决不能机械地看”。有鉴于此，他将“可接受的传统文化”区分为以下四种情况：（一）“传统的旧文化中，有许多东西根本就带着一般性或共同性，根本就不是某一特殊时代所独有，和现代生活根本就没有什么冲突，这当然很容易接受”；（二）“传统的旧文化中，有些东西，虽然它原来的具体形态和现代生活不能相容，然而因为时代的转变，它那具体形态早已失掉，不致于再混入现代生活中，现在留给我们的乃只是它的某些精神或远景，而这些精神或远景，在现代生活中又能发生某种有益的作用或暗示，这些东西，我们当然也可以接受”；（三）“传统的旧文化中，有些东西，看着虽然是乌烟瘴气的，但其中却包含一种真理，或近代思想的某些因素。对于这些，我们应该像马格思对于黑格尔的学说一样，‘从神秘的外衣中，剥取其合理的核心’”；（四）“传统的旧文化中，有些东西，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虽然没有什么道理，甚至还很荒谬，然而在当时却是有进步意义的。对于这些，我们不妨舍其本身，而单从历史发展的观点上，阐扬其进步性”（《漫谈学术中国化问题》，见彭明主编《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5册“补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0-561页）。
上述这四种情形的区分，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特别是中共文化思想史上，应该说具有着少为人重视和揭示的意义，那就是它将所谓以辨证唯物论来认识传统文化的一般思想观念真正具体化了，从而也就在这一层面上，将中共文化“民族性”的认识，进一步落到了实处。特别是他关于第二种情形的分析，很容易使人想起其河南同乡、当时北大哲学系的同事冯友兰先生后来所提出的著名的“抽象继承法”来。
如果说嵇文甫主要侧重于从文化继承性的角度来论述学术文化的“中国化”问题，那么，柳湜则是重在从中国的社会文化现实出发、抓住学术文化的“创新性”来探讨这一问题的。他强调“学术中国化”，决不只是限于纠正以往对于“外来文化上的不融化”和“在学习上、学术上许多公式主义、教条主义”等毛病的那种消极方面的意义，而更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创造新的中国文化之行动的口号和前提” （《论中国化》，《柳湜文集》，第853页。）因此在他看来，以孙中山“迎头赶上”西方文化的精神为指导，以彻底融合中西文化为途径，以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为依托，创造出真正的“中国哲学”、“中国政治学”和“中国经济学”等，乃是“学术中国化”的根本任务和历史使命。如以政治学为例，他就指出：“在政治学上，我们首先要配合当前中国实践的民主革命的要求，但不是停止在西欧民主主义的政治学说，而是遵着中山先生民权主义所指示的理论道程，再加上最近世界上，最完善最进步的民主思想与政治制度。这不是单单介绍某派政治学说，或完全模仿英美，抄袭人家的学说，而是创造新的中国政治学，它不脱离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适合中国的特点，配合当前民主斗争。这一政治理论应是指导中国民主革命，建设新的三民主义共和国的最高准则”（《论中国化》，《柳湜文集》第856页。）
这种重学术“继承”和学术“创新”的区分，当然只是相对的，它与文艺“民族形式”讨论中重利用“旧形式”和创造“新形式”的区分一样，共同构成为此期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问题的思想追求和整体把握。
正是基于这种对文化“民族性”的切实把握，中共党人又得以较为清楚和更加自觉地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主张与近代以来一切文化保守派的区别性个性所在。在他们看来，“中国化”固然不同于根本漠视文化民族性的“全盘西化论”，但同时也有别于顽固排外的“国粹派”、含混糊涂的“中体西用派”和 “讲漂亮话”、“投机性的中国本位文化论”。 “国粹派”错在一味抱残守缺；“中体西用派”误在“把体用分成两截”并“就体用配合中西”，却不识“中国何以为中国，西洋何以为西洋”，硬将中西文化两相“杂凑”、“拼合”，“割裂补缀”，而不是将其真正的“融化”；“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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