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适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的新文化”。[5]
从毛泽东这段人们极为熟悉的论述看来，所谓文化的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应具有本民族的文化特色上，而且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的主体性上，这种主体性又不仅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的主体性选择上，还表现在消化外来文化的自觉适应和应用能力上。尽管这里他借以表达这种丰富内涵所使用的“民族形式”的概念从逻辑上看未必完全妥切，外来文化“民族化”或“中国化”实际上并不只局限于形式，也包括着内容。但借助于这一概念，中共关于文化民族性的认识毕竟是更加深化了。此种认识的获得，无疑是新启蒙运动以来中共文化“民族性”觉醒的最终收获，如果没有此前有关这一问题的大量探讨和阐述作为基础，要通过毛泽东将其变为中共全党的共识，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说到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和深入认识对于该思想体系内部其他方面的影响，我们还可以拿“大众化”与“民族形式”、“民族化”的认识关系为例，来加以说明。如前文所述，文艺大众化是中共党人长期不懈的精神追求，早在抗战爆发前，左翼文化界就曾为此开展过几次讨论，但始终都无法深入下去。待“民族形式”和“民族化”讨论开始后，由于较广泛深入地涉及到了“旧形式”、“民间形式”和“地方形式”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样也是“大众化”追求的题中应有之意，所以对它们的深入认识，反过来就必然导致了对实现“大众化”的途径、手段、限度等具体认识的更加深化。这也是为什么不仅在当年“民族形式”的讨论过程中，而且在今天的文学思潮史的研究当中，人们仍总是自觉不自觉地要将两者合在一起研讨的原因所在。
至于中共有关“科学化”的认识因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和思想的趋于深入而相应深化的事实，我们则只要通览一下《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该文化“科学性”的具体说明文字，就足可从中透见一斑。毛泽东在这段说明里，先是概括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特质，即认为“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一致的”。然后略微谈及几句关于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与其他进步思想建立反帝反封统一战线的可能与必要，接下来就立即转到了说明如何科学地认识、对待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问题上来了。他写道：“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6]。
这段基于文化 “民族性”认识的说明，也是人们再熟悉不过的，它在毛泽东解释文化“科学性”的全部内容中，竟然占了绝大部分文字，可见其所谓文化的“民族性”和“科学性”在思想上的关系之紧密，特别是前者对毛泽东理解后者所产生的那种直接影响了。至于这种做法中是否尚包含了何种其他深刻的意蕴和值得反思的内容，尚自当别论。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化“科学化”的重要内容里面，确实是无论如何也不能不包括科学地认识与对待历史和文化传统问题的，尽管它同时还包括着如何科学地认识和对待自然，如何科学地认识人类的现实等等其他问题。正是鉴于以上两点认识，我们以为，在研究和阐释整个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最终形成问题的时候，是绝不能忽略和轻视抗战前后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有关认识的深化这一历史事实和思想环节的。以往的研究者们对此，似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然，即便对于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其抗战前后文化“民族性”意识觉醒和有关认识深化之意义，也远不止如上。由于它在根本上改变了以往中共轻视民族文化传统因而被国民党等詈为民族利益“背叛者”的社会形象，就不仅使其在文化上更加贴近了下层社会的工农大众（以往的“贴近”主要表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也在一定程度上，较之以往更增强了对于广大知识分子的亲和力和吸引力。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们因此找到了文化意义上的那种深沉的“民族自我”、从文化的高度和全局把握了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之后，从此便无论是在思想建设，还是在社会实践方面，都对自己所致力于的革命事业更加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这就不难理解，何以毛泽东等对整个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直接便是因 “解决”文化问题而起，也不难理解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的最后，毛泽东为何能够以一种前所未见的乐观态度宣称：“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不过，在上述这一切正面意义的闪闪光环背后，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一丝阴影。那就是潜伏在许多中共党人甚至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文化“民族性”意识之中、并与文化“大众化”思潮合流后所产生的那种偏激信念：一种对于民间文化及其主体的过度推崇。它从抗战后期开始，与那种对于知识分子的错误观念相结合，迅速地滋长了起来，对于后来中共的事业和新中国的健康发展，曾经产生过十分消极的影响。虽然，就其根本而言，它或许主要是出于对文化“大众化”偏狭理解的产物，但与中共党人尤其是毛泽东本人关于文化“民族性”认识所存在的不足，也不能说毫无关联。这种“不足”的内涵本身，当然还可能包括其他尚不为我们所揭示的深刻方面。时空的变化，在不断检验着或淘洗着思想的真正意义，所以复杂的历史，总是嘲弄一切思想的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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