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文化知识界的农民动员富有多方面的成果和意义。他们在走向农村中，唤起了广大农民群众，促进了自身思想的升华，带动了政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实际发挥了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抗战力量的动员者、农村政治的批评者、农村文化的组织者和基层政权的制约者等多重作用。他们为民族抗战的胜利和中国政治的更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有效地加速了农村人口的觉醒和社会关系的变动，相当程度地动员和组织了农村的抗战工作，促成农民投身抗战并作出巨大贡献，无疑是文化知识界农民动员的最大和最为直接的成果。“抗战将知识分子大批带到乡村去”，在当时即被认为是抗战中最令人兴奋的事。它一方面，为落后分散的农村注入了新的观念和新鲜的活力，促成了战时农村社会关系的新变化；另一方面，通过知识分子的动员和组织，激发了农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抗战热情，促成农民超出传统经验的局限，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去看世界、国家及身边的一切，而对抗战的态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明白了抗战是什么一回事，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大家非一致起来不行了（注：新华日报：《怎样展开农村救亡工作》，《抗战与乡村工作》，第25页。类似记载，如“凡军队所过的乡村，现在决不会发生找不到老百姓的现象”，因为文化知识人员的经常下乡和宣传戏剧团体的巡回工作，“使乡村中文化的水准，一般的比抗战前提高了不少”(张西超：《战时乡村工作诸问题》，《中国农村》第6卷第5期，1940年2月16日出版)，也屡屡可见。）。广大农民真正成为支持民族抗战的伟大力量。正如亲身经历抗战的新闻记者冯子超所说，要把散漫的、无知识的农民组织成一支抗日力量，原本是一件费力的事；但他们一经组织起来，加以教导，灌输抗战知识，所形成的力量可以说比任何阶层都坚强。因此，他在1946年出版的有“历史实录”之誉的《中国抗战史》中，特别肯定了知识分子农村动员的作用，指出抗战初期农民的英勇抗战故事，“正是那些时代先驱、爱国的知识分子在艰辛中教导，启发了他们以后的对抗战有益的正义的表现”。（注：冯子超：《中国抗战史》，1946年版，作者自序第4页，沈云龙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第77辑，台北文海出版社印行。）确实，在广大农民的伟大贡献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身后的那些爱国知识分子的身影和作用。
    继北伐战争之后再次实现大规模的与农民相结合，奋起关注农村农民的现状与利益，也锻炼促成了自身思想的升华，是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的另一个重要成果。知识分子是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都与农民不相同的社会群体，促成他们走向农村、关注农民的中心动力，是强烈的民族精神、责任意识和自律意志。没有这种精神、意识和意志，如《申报》记者所言，不要说“深入”和“久入”农村很难，就是“浅入”和“暂入”也不易（注：《汉市近郊农村一瞥》，《申报》(汉口版)，1938年6月27日。）。正是这种精神、意识和意志，使作为时代先驱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基本力量的农民群众，继北伐战争之后，再次在抗日爱国的旗帜下相结合，构成全民族抗战中富有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双重意义的奇观盛事。在农村中，农民朴直忠厚的性格让他们感动，贫弱无助的困境让他们激愤。他们也曾暴露出自身的弱点和不足，但更显出民族解放战争中的“一群强有力的战斗员”的风貌。他们既“在沉寂的乡村中播下了救亡的种子”，也坦承自身经受了教育和锻炼而有了“很大的进步”。（注：非伶：《寒假下乡宣传回来》，《抗战三日刊》第52期，1938年3月9日出版。）特别是，他们在农民动员的实践中，不但实现了不同思想倾向者在农民动员事业上的紧密团结，提升了自己的视野、思想和品性，而且奋然承担了民族民主意识的传播者、抗战力量的动员者、农村政治的批评者、民众文化的组织者和基层政权的制约者等多重角色。因此，有论者指出，知识分子与工农民众相结合，是抗日战争期间知识分子在斗争实践中发生的一个深刻思想变化，也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大创造。（注：李侃：《抗日战争与知识分子》，《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1期。）
    最后，增进了对中国现实和政党的认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与中国政治态势的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国共两党对知识分子去农村及其对农民问题的呼吁建言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在国统区，国民党当局对知识分子去农村最初表示支持，蒋介石也看到了知识分子在动员农民中的巨大作用而发出过号召（注：如蒋介石1939年1月19日致全国各地士绅和教育界通电(《现代农民》，第2卷第2期，1939年2月10日出版)，号召各地知识分子各回乡邦发动全民力量，开发各种资源，以供抗战需要，认为如此，“没有不能战胜小小日本的道理”。），但各地阻碍和不合作的事实严重存在。对知识分子的呼吁，则基本上没有真正重视和接受，虽曾下达过禁止强拉民夫、壮丁和完善保甲制度之类的条令，并曾处决过个别强拉壮丁和虐杀壮丁的人（注：如1945年4月处决强拉3名壮丁的四川省资简区壮丁队长王平章，13日处决虐杀6名壮丁的接兵连长肖鸿宾(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第31辑第56、61页)。），但到抗战中后期，国民党已无力抑制在全党弥漫开来的严重的腐败之风，不愿也不可能实行知识分子所期望的农村社会变动，不愿牺牲其乡村统治基础的地主阶级的利益，不愿触动和改变其农村政治与社会结构，除新赣南、龙泉等少数几个地方外，对地主阶级和地方豪强事实上也已难控制。因此，在国统区，农民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广大农民是在恶劣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为民族抗战大业作出贡献和牺牲的。这一点，最让知识分子感动，他们明确地肯定“农民们在抗战上的功劳太大了”（注：《保守我们的田地》，《现代农民》第1卷第1期，1938年10月10日出版。）；也最让知识分子产生对执政党及其政权的不满，进而日益扩大地影响到他们对国内政治的观感和对政党的选择。与国统区的情况相反，知识分子的期望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却被一一见诸实践。由于注重并较好地解决了动员农民与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及相应的经济利益，根据地农民对抗战的支持，更多的是或者说更带有自愿的性质，抗日的负担比较公平地落实在农村所有人口而不仅仅是贫苦农民身上。所以如此，在于知识分子的这类呼吁和期望，本来就与中共的政治主张相吻合，特别是相当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有的本身就是中共党员)的言论，实际上反映的便是中共的政策思想，至少也是深受其影响。国、共两种区域出现的不同情况，在知识分子看来，显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成为其后知识分子与农民两大群体对国共两党产生不同的倾向性认识与选择的重要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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