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抗日战争无论是对于中华民族还是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意义都是多方面的。仅从近现代中国的思想发展史尤其是文化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它的一个直接的重要作用，就是激发了中共党人文化 “民族性”意识的空前觉醒。这一觉醒不仅对于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体系的最终形成具有关键意义，实际上对于中共后来事业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问题，以往的中共党史研究者和思想史研究者似乎都有所忽略，故本文特将其郑重提出，并作出我们初步的考察和分析。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抗战以前中共对于文化“民族性”问题的长期轻忽及其原因 

    所谓文化的民族性，指的是各民族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自身历史的、地域的、种族的、语言的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而逐渐形成的别具一格的民族特性，它是各民族文化在面向世界文化潮流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多样文化特点的总称，是与文化的时代性相对而言的另一重要的文化属性。本文所使用的“文化‘民族性’觉醒”，除了包含这一内容之外，还涵括了正确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一般认识与态度，以及吸收外来文化的“民族化”思想意识的形成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以推翻帝国主义压迫，实现民族解放和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宗旨，因此，早期的中共党人既是国际主义者，也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者。但在文化的问题上，他们却并不简单地认同于民族主义的目标。一方面，他们明确认识到了“不去尽帝国主义的一切势力，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但另一方面，又强调“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的思想不破，则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无法抗拒”。[1]所以在他们的思维逻辑里，文化上的主要任务或基本方面不在于批判资本主义文化，而首先在于彻底地反封建。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把文化批判的锋芒突出地指向封建主义和复古思潮，甚至于不惜呼吁与资产阶级建立“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邓中夏语）的原因。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对待民族传统文化方面，他们又将主要力量放在了对其消极成分进行批判上，而忽略了对其积极因素予以认识和揭示，从而表现出极其明显的形式主义和简单化的偏颇倾向。 

    当时，中共党人比较重视的是文化的时代性、革命性和阶级性问题。对于文化发展的民族性、继承性，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成就，总体说来，是相当轻视和忽略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于还常常以文化的“时代性”来说明、取代，有时乃竟以其去根本抹煞不同文化间的“民族性”区别问题。在这方面，瞿秋白对 “东方文化派”的有关批评，堪称典型例子。在反驳梁漱溟等认为东西文化是“性质之别”而非“程度之异”时，他明确指出： 

    “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因为天然条件所限，生产力发达的速度不同，所以应当经过的各种经济阶段的过程虽然一致，而互相比较起来，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于同一时代乃呈先后错落的现象。----而一切所谓‘特性’、‘特点’都有经济上的原因，东方与西方之间，亦没有不可思议的屏障。正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有共同的公律，所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有相异之处。这却是由于彼此共有同样的主要原因，仅因此等原因之发展程度不同，故有差异的结果，并非因各有各的发展动力，以至于结果不同。此处的异点正足以表示其同点，是时间上的迟速，而非性质上的差别” 。[2] 

    毫无疑问，瞿秋白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时代性”的本质差异的说明，自具深刻性。在当时对批驳“东方文化派”的保守论调，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他因此将两者间文化“民族性”的区别视为可有可无，并以前者来淡化乃至于取消后者，把东西文化差异的全部根源有意无意地归结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观点，却是机械的，简单化的。它集中地反映了早期中共党人漠视文化“民族性”的思想及其论证特征。 

    那么，早期的中共党人何以会忽略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呢？在我们看来，除了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因素影响外，至少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值得注意。首先，是他们直接承袭了五四前期“全盘性”反传统的文化激情和部分思路的结果，也就是说，那种“全盘性”反传统的“五四”思维惯性，在他们身上仍然发挥着作用；其次，则与他们 “五四”后所面临的思想论争“情势”有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遭遇到形形色色的封建保守论调和资产阶级理论的攻击，而在这些反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潮中，强调中国的“国情”和文化的“特殊性”，乃成为一种时髦，他们正是以此来抹煞人类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不合中国国情的结论的。因此，在同他们的论辩中，共产党人不免“投鼠忌器”，不去深究、甚至不愿谈论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或“民族性”问题，也就不足为怪。这种对文化“民族性”的某种程度的忌讳，在国民党夺取全国政权后公然打起“民族主义文学”等旗号来围剿左翼文学和文化运动时，表现得就更为明显。在策略上，他们往往是以强调文学或文化的阶级性来淡化文化民族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乃要归因于早期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尚普遍不足一点。实际上，前述几点也都与此有关。由于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中国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后，最先接受的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稍晚一些。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后，他们最初主要掌握的还只是唯物史观，其整个体系的完整内容，也就是作为方法论的唯物辩证法的传入主要还是1927年以后的事。再加上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还有一个与民族思维方式相结合的过程，等等，凡此都造成了中共党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思想方法论的不足，从而使得他们在应用唯物史观时，还明显带有机械僵硬的毛病，无法理性地面对和深入解释文化的民族性，无法正确地分析和对待文化传统与历史遗产问题。 

    不过，指出早期中共党人总体上忽视文化的“民族性”和继承性，并不意味着就认为他们对此毫无觉察和感知。事实上，在反对帝国主义压迫、求得民族独立的实际运动中，激于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增强民族自信心的内在需要，他们偶尔也还是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点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保持民族文化个性的必要性之意识。如瞿秋白，就曾从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相遇的角度谈及于此。他指出,在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先进文化的冲击时，人们往往表现出两种极端的错误态度：“或盲目固执一民族的文化性，不善融洽适应，自疲其个性，为陈死的旧时代而牺牲；或竟暴露其‘无知’，仅知如蝇之附臭，汨没民族的个性，戕贼他的个我，去附庸所谓‘新派’”[3]。可见他当时多少已感觉到了应保持某种“民族文化个性”的问题。此外，杨明斋在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时候，蒋光赤、沈泽民、邓中夏等人在考虑建设新文学的时候，也都对此问题有过偶尔零星的触及。[4]不过，总的说来，抗战以前，至少是“新启蒙运动”爆发之前，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的意识，至多还只能说停留在本能的不自觉的“潜意识”层次，既缺乏从正面对其合理性存在和积极价值加以发扬光大所进行的理论阐释，也没有从方法角度，对其服务于新文化的途径提出什么明确设想。有关的言论往往只是一些片言支语而已，甚至于绝大多数时候，它们都不过是被置于一种潜在的逻辑前提的地位，而并没有被明确而正式地提出来加以论证。此种情况，可以说大体延续到“新启蒙运动”爆发之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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