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不妨说，1935年后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是经历过一个从“策略”到“真知”的转换过程的，尽管这一过程时间并不长。而在这一转换过程中，1936年秋冬所爆发的新启蒙运动，又起到了一种标志性和转折点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一部分文化人在民族危机意识的强烈冲击和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发动了一场与抗战政治相匹配的、以实现“文化联合阵线”为前提的文化运动。共产党人柳湜、艾思奇等成为这一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不久，该运动发展成为了更具有思想意味的“新启蒙运动”。1936年9-10月，陈伯达发表《哲学的国防动员》和《论新启蒙运动》两文，正式揭开了这一运动的序幕。参加该运动的主将，除了张申府（中共的早期创始人之一，后退党）之外，多是共产党人。他们是艾思奇、柳湜、何干之、胡绳等。 

按照陈伯达最初的解释，新启蒙运动的宗旨是继承和超越“五四”，它“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旧礼教，反对复古，反对武断，反对盲从，反对一切的愚民政策”，可见其最初还以反对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政策，针砭汉奸、日寇乃至国人自己泛起的封建复古的“沉渣”为主要动机。但随着运动的发展，艾思奇、何干之等人从“文化统一战线”的角度对该运动的目标、任务和性质的认识渐渐有所调整，使之更趋完善化。他们认为该运动既是“文化思想上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也是“文化思想上的自由主义或民主主义运动”，还是理性运动和创造现代中国新文化的运动（何干之1937年出版的《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见《何干之文集》（2）（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139页1）。特别是他们对该运动“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性质，以及创造中国民族现代新文化“目标”的正确把握，可以说直接地导向了此期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 

    当时，构成为这一“觉醒”的主要内容和思想基础的，乃是辩证地看待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认识。在这个问题上，陈、艾、柳、何等人一方面明确表示：对于其中“封建残遗的毒素，仍同样要抱着最大的警戒”（艾思奇语），因为它们“目前正成为敌人和汉奸用来愚昧中国国民的有力工具”（陈伯达语）。但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有意识地强调，对于旧传统思想文化，除了须进行“有系统的深刻的批判”之外，还应该重视整理、发挥和利用其中积极的合理性的一面。如陈伯达就指出：“我们并不是要全部推翻中国旧文化的传统。而且，有启蒙运动以来，一切启蒙思想家都会极力发挥过些最好的文化上的国粹。如中山先生和谭嗣同、康有为的发挥‘大同’思想，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都曾经整理过或发挥过一些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如钱玄同、顾颉刚、徐炳昶、郭沫若等都努力发现过或在发现着中国古代文化的真面目。如说保存真正的国粹，那末他们都曾做过真正保存国粹的多少工作，而现在我们也正在继承着这样的事业。我们是为保卫中国最好的文化传统而奋斗的”（见陈伯达文，转引自《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解放》第64期。）；艾思奇更进一步，他不仅强调传统中仍有可接受的东西，甚至认为在“封建文化”中也有“有用的精粹”，他说：“我们不需要五四以前那样单纯的反封建。就是封建文化的遗产或封建文化的代表者，倘若它能发挥出一定的美点，或者在爱国运动上有一点一滴的助力时，我们都可以接受它。我们还需要封建文化中有用的精粹，但我们也要毫不顾惜地排斥有毒的渣滓。我们不需要五四时代那样对旧戏持完全排斥的态度，我们还需要现在被禁止上演的那一些东西。我们要排斥和忠君同类的盲目服征的思想，但如果有人讲民族气节，我们仍可以接受它。”（《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见《论文化和艺术》，第23页。）柳湜则干脆呼吁，要“选拔旧文化中的具有民族意识的要素，发展它”（《国难与文化》，《柳湜文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721页。）。 

    何干之的有关表述最为宏观和明了。他主张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必须以“历史的批评眼光”，进行“艰巨的整理评判工作”（《何干之文集》（2）第138页、140页。）。“一方面保存着中国文化史上最精良的传统，一方面又接受西洋文化的最新成果。-----扬弃旧的文化，接受新的文化，应用最新的文化成果来整理批判旧的思想，旧的传统，同时又发扬光大新文化体系。”（《何干之文集》（2）第138页、140页。）。在《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一书中，他引用张申府的话，来更为精练地概括同人的见解：“这个新启蒙运动是一个真正新的文化运动，所要造的文化，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该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一种真正新的文化的产生，照例是由两种不同文化的结合。一种异文化（或说文明）的移植，不合乎本地的土壤，是不会生长的。”（《何干之文集》（2）第140页。原文见张申府《五四纪念与新启蒙运动》，《认识月刊》1937年“思想文化问题特辑”第66页）对于这样一种文化“综合”， 艾思奇也极表赞同，他遗憾旧启蒙运动由于没有在政治经济方面获得稳固基础的缘故，没有能“建立起整个的中国自己的文化”。其所留下的只是零零碎碎的成绩（如国故整理之类）和各式各样的外来文化的介绍。现在，进行这种辩证综合的时机已经成熟了：“这一个综合是可能的。因为它有新的基础，那就是全民族的自觉。”（《论文化与艺术》，第34页。） 

    由此可见，新启蒙运动者在呼吁创造中华民族新文化即“整个的中国自己的文化”的民族自觉中，已包涵了对于文化“民族性”的体认。所以，1938年7月时陈伯达曾总结说：“在去年的新启蒙运动中，不少文化工作者是初步提到了关于利用旧形式、接受固有文化的优秀传统和需要具体地理解自己民族各方面的历史----诸问题的。可以说，这些就是新启蒙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1938年7月23日《解放》第46期。）但是，也如陈伯达所言，这种认识在当时还属初步，没有清醒明确地予以强调。中共党人对此强烈体认并给以明确强调，是此后一年间的事情，具体而言 ,是在1937年底和1938年。这与当时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酷局面和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后的情势，显然有关。 

    概而言之，在将中共党人逐渐导向文化“民族性”意识觉醒之途的过程中，辩证唯物论的深入传播和较为熟练的运用，构成了其思想方法论上的坚实基础；日益强烈的文艺“大众化”追求的自然推引，成为其不容忽视的内在精神动力；而日寇侵略的加紧、民族危机的急迫，以及政治上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又为其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外在因素，它最终从现实压力、政治和文化策略本身所产生的对思想意识的“形塑”、“轨范”和导引作用等多方面，为其全面觉醒提供了成熟的社会条件。新启蒙运动中的有关思想表露，只是标志着这一觉醒的正式到来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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