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夏秋，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周扬等人先后奉命到达延安，他们不仅同毛泽东、张闻天等高层领导大多有着密切的交往，陈伯达稍后还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因此，他们得以将新启蒙运动的思想特别是文化的“民族性”意识直接带进中共党内，并成为延安文化思想界当之无愧的权威。是年11月，在中共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他们中有人以“从贤”为笔名发表了《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文，表明了其对于文化“民族性”的强烈体认。该文宣布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排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新启蒙运动的目标是要唤醒中国民众的民族自觉”，其文化运动的内容首先“就是民族的”，目标是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真正的民族文化”。但这种“民族性”的文化与“国粹主义”有本质不同。“民族的文化是要能够激发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东西。在这方面，我们的民族自然也有可贵的传统，值得我们加以发扬。但这并不是指腐败的传统，而是指中华民族五千余年所积累下来的优秀的成果，尤其是太平天国以后，五四运动时代，以及大革命时代的革命传统。要把我们祖先这些光荣事业继承下来，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来把它发扬光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特别地提出了文化“中国化”的任务问题，强调“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它写道：“过去的新文化运动，外国气味实在太重了，这是它不能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原因。我们不是反对接受优良的外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唯物论就可以说是在外国文化中接受过来的，然而不是生吞活剥的简单接受一个死东西，而是要把它种在自己土地上，使它适合中国的气候和营养条件。接受外国文化，是为要给中国本身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得到一个好帮手。我们现在还缺少真正建立在中国民众生活上的文化产品，我们现在还缺少好的文艺，好的戏剧，具体化的理论，以中国的实践为内容的哲学等等。一切真正民族的文化，都需要在我们今后更切实更深刻的文化运动中建立起来的” （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解放》第1卷，第23期。吴大琨1938年 2月出版的《抗战中的文化问题》一书 “附录”收有此文，认为它是“抗战后关于文化问题之重要论文”。另据《新中华报》1937年11月24日报道，该月14日，张闻天在特区“文协”成立大会上，曾作题为《十年来文化运动的检讨及目前文化运动的任务》的报告，谈到文化界的任务时，他认为第一是要适应抗战，第二是是要大众化、中国化等。可惜此文现已不存。不知其关于“中国化”，究竟都讲过什么。）。 

     从中共文化思想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这篇几乎被遗忘了的文字，实在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它不仅在党内首次较为成型地提出了发展新文化的整体思路，即“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原则或纲领，还率先揭起了文化“中国化”的旗帜，表达了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使之适合中国的条件、并创造出“以中国的实践为内容”的“具体化的理论”之初步理念。就文化“民族性”问题的认识而言，它无疑表明中共党人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8年5月，以艾思奇为主任的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致信给《解放》周刊，在该刊发表了题为《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的文章（此文原载1938年5月《解放》第39期。陈伯达1939年2月生活书店版文集《在文化阵线上——“真理的追求”续集》将其收作 “附录”。从王实味稍后发表的《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问题与新方向》一文中得知，此文为陈伯达所作。），号召人们继续“展开新启蒙运动，发挥科学文化的教养，创造三民主义的文化，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该文同样是中共文化思想史上值得注意但却被忽视了的文献。就文化“民族性” 的认识而言，其值得注意之处首先在于，它在党内最早从“文化”的整体角度，鲜明地提出和强调了新文化的“民族形式”问题，并较为准确地揭示了文化“民族化”和“大众化”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文章指出：“文化的新内容和旧的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这是目前文化运动所最需要强调提出的问题，也就是新启蒙运动与过去启蒙运动不同的主要特点之一。苏联各民族文化的伟大发展的经验，在这点上正是足资我们深刻的参考的。从我们过去一切文化的经验已证明了出来，忽视文化上旧的民族形式，则新文化的教育是很困难深入最广大的群众的。因此，新文化的民族化（中国化）和大众化，二者实是不可分开的。忽视民族化而空谈大众化，这是抽象的、非现实的。----在文化上，是必须立即抛弃了的”。不过，这里的“民族形式”，主要还停留在旧的传统形式的意义上，似仍将新形式排除在“民族形式”之外，这是与后来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有所不同处。     该文值得注意的第二点在于，它从广义的角度明确强调发展新文化不能疏忽“自己民族的历史”和“自己民族的特点”，而应“科学地理智地去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根据科学去发挥自己民族的特点，去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传统”，应“善于利用各种曲折的方式来改造固有文化传统”，“活泼地、生动地、理智地、科学地把民族旧的文化道德改造为民族新的文化道德”。文章还意味深长地表示：“我们文化界的战士，必要明确不易地宣布，我们是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的传统的继承者。我们不但要‘开来’而且是要‘继往’的”。这一表述，很容易使人想起王明1935年8月发明的两大“提法”来。 

    此外，该文对文化“科学化”意义的凸显，认为鲁迅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巨人”、为“中国民族文化的灵魂”，以及正面宏观地颂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等等，也都在在引人注目。特别是后一点，或许可以视为此期中共党人“民族话语”转换的一大“标志”。文章写道： 

   “中国文化——这是我们伟大民族五千年来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祖先及近代一切先驱者所辛勤创造的伟大文明产业。中国文化不仅是我们这伟大民族——世界上仅有的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伟大民族——的共同的精神上的食粮，而且对于全世界文明史的发展，都曾供给了极伟大的贡献。-----”这样一种类型的“颂扬”文字和笔调，在中共党人的历史文献中，可以说只有此期才得以大量出现。它当然是一种民族自尊与自信的体现，恐怕将其视作为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已全面觉醒的众多表征之一，也并不为过。 

    除了上述两篇文章之外，在毛泽东《论新阶段》的报告发表之前，体现中共党人文化“民族性”意识强烈觉醒的思想文本，还有陈伯达的《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七周年而作》和《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艾思奇的《共产主义者与道德》等。这些文章分别于1938年7月1日、7月23日和9月8日发表在中共的机关刊物《解放》周刊上，它们以往也通常都是为国内研究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人们所忽略的。 

    在《我们继续历史的事业前进》一文中，陈伯达不仅充满激情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是“彻底代表民族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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