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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共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理论意义(一)

时间:2009-8-8 16:46:45  来源:不详
久。 

 

二、抗战前夕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的初步觉悟及其机缘 

 

    中共党人比较自觉地意识到文化“民族性”问题的重要,是在全抗战爆发前后。不过,从3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唯物辩证法传播的渐次深入,“华北事变”日本加快侵华步伐,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以及共产国际所指示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影响,乃至1935年初国内爆发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与“全盘西化”论争的某种刺激,在中共及其所领导的“左联”内部,关于这一问题,已经开始逐渐出现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的因素和动,它们可以看作是稍后中共党人深沉而强烈地体认文化“民族性”的某种思想背景与前奏。 

    尝试着辨证地去看待文化传统和历史遗产,是唯物辩证法给予中共党人及其 “左翼”文化人的最初“赐予”。30年代中期,鲁迅和艾思奇等人已经在这方迈出最初的步伐。在揭破封建传统文化的消极方,鲁迅此期虽然一如既往地“战斗着”,但他同时也指出文化发展的继承性,以及对旧文化中优良成分实行“拿来”态度的必要性。他曾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过与列宁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中强调“无产阶级文化应该吸收一切既有文化有益成分”的相同看法:“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在文艺上,他主张要有选择地用“旧形式”,认为这“正是新形式的发端。”(《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用”》。)具体谈到木刻版画的发展时,他更体现出对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重视态度:“我的意思,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起来,也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李桦·1935、2、4》。)。后期鲁迅的思想,正如艾思奇1937年所评价的:“他没有有意地在讲辩证法,但事实上却有意无意地在随时应用”。(《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形式与内容》,《论文化和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225页;第210-211页。)可以说,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开始重视文艺“旧形式”的意义,从“大众化”角度来认同“民间文化”的价值,构成鲁迅后期认知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特点之一。由于和中共之间的特殊关,鲁迅的这些思想,不仅当时就被艾思奇等左翼文化人和中共党人所吸收,对于此后中共体认文化的“民族性”,更是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1937年后,几乎所有讨论文化“民族性”问题的中共党人,都要不同程度地提到鲁迅在这方的榜样或引用他的文字来论说问题,可谓明证。 

    30年代中期,马思主义通俗化宣传运动也活跃起来,它体现辩证唯物论与文艺“大众化”思潮两者之间的流。共产党人艾思奇、柳湜、何干之等是力于这一活动的著名代表。特别是艾思奇,影响尤大。1934年11月10日,他在《形式与内容——答廖明君》一文中,曾这样切入到有关文化遗产继承的理论问题: 

    内容与形式能互相转化,内容与形式之不能机械地分离,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即新形式的发生,必须是由旧形式中的内容发展而成的。----在旧形式里,不消说总有着旧的内容,但同时也有新的内容在其中发展着。蛋的内容是卵黄卵白,但鸡雏也就在这卵黄卵白中发生,文言文最封建的内容,但同时也有反封建的倾在潜滋暗长。新的形式就从这旧形式中潜滋暗长的新内容发展而成的。我们要利用旧形式,并且可以利用旧形式,原因就在于这种关。利用旧形式的目的,并不是要机械地将那旧的外壳套在新的内容上,决不是要将新内容囚闭在旧形式中;反之,是要在旧形式中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内容,使这内容终于会突破旧的外壳,而显现出自己特有的新衣裳。----所以,利用旧形式与探求新形式决不是两件绝对对立而不相干的事,利用旧形式也就是探求新形式的开端,前者实在是要达到后者所必经的阶段。 

    由此出发,艾思奇顺理成章地得出所谓“文学遗产的接受问题,也可以就此解决”的结论(《民族的思想上的战士——鲁迅先生》;《形式与内容》,《论文化和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4-225页;第210-211页。)。这种从“内容与形式”的关问题切入,以“形式”来包容和说明继承文化遗产的思维方式,无疑具有着相当的代表性和独特的理论内涵。日后高涨起来的所谓文学和文化“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同此种思路实际上是相互承续的。与此相一,在中共党人那里,后来“民族化”的明确提出,其初期的思想基因,也可上溯到30年代中期的“大众语”运动乃至早期的更广泛意义上的“大众化”思潮中。其关注的焦点,最初都是文学形式、语言形式,尤其是民间形式。  

    思想方式的改进一旦与严重的民族危机背景相互结时,便会对中共的文化政策和策略发生某种积极影响,而有关的政策和策略形成后,又势必反过来对于文化思想的演进产生相当的反作用。华北事变后,中共在文化民族性问题上的策略改变及其影响,颇值得今人玩味。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起草“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它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初步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驻共产国际的左联代表萧三,在8月给左联同人的信中,也明确地提出必须改变忌讳“民族主义”口号的文化策略的问题,指示同人“对付敌人应用以毒攻毒及利用其招牌的方法,比方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文学’,我们不必空口反对他们这一招牌,而应把它夺过来占为己有,即充实它的内容” (陈瘦竹主编 《左翼文艺运动史料》,南京大学学报编辑部出版,第232页。),可见两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同年10月,王明将他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改名为《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以中文在国外出版。次年3月,又在国内出版单行本。在该书中,他“发明”两个关于中共与传统文化关的重要而醒目的提法,虽然还仅仅只是两个 “提法”,并无更多的说明和论证,却足以引起当时党内外人士的关注,其一为,“共产党员是我国一切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同时,共产党员并能创造新的、更高尚的和更美丽的文化和道德”(原文带着重号);其二为,“孙中山革命思想和革命传统中最好的一部分遗产,是由我们共产党员继承”(见《王明言论选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3页。)。 

    以往,中共总是被文化保守派和国民党政府视为破毁民族文化传统的罪魁祸首而大加挞伐的,而现在,中共高层领导人竟开始公然以中国“固有传统和文化中一切优秀的和有价值的东西的真正继承者”自称,这岂不令人 “惊异”?!虽然,这在中共,主要还停留在斗争策略改变的层次上,但它却无疑透露出中共文化思想萌生某种转变的重要信息,预示着其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即将作出重大的调整。从后来新启运动的发动者陈伯达等人在强调文化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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