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中国共产党并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马克思列宁主义最伟大的特点之一，便是应用在各民族的具体历史斗争中，能够善于考察、研究，探索和熟悉各民族的特殊和固有之点-----我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我们这里有自己民族的特点，有许多特殊的历史斗争条件，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这里的应用，就需要具体地估计到这种特点和历史条件，并根据这种特点和历史条件，能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善于加以具体的发挥和充实，善于规定自己奋斗的方法和步骤。十七年来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就是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根据自己民族的许多历史斗争条件，来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为自己民族解放的事业，为中国人民解放的事业而奋斗的。事实上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出现及其发展，就正因为它是适合国情的，它合于我们民族将来的事业，也完全合于我们民族现在奋斗的事业。不合当地土壤的植物，是不能生长和繁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所以能形成伟大的潮流，能掀动我民族无数优秀的男女，能赢得他们乐于为之蹈火赴汤而效死，这绝不是任何人所能勉强造作出来的，而这点也正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 

    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但这并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就不要中国的固有文化传统，不要中国民族历史中一切优秀的人物所创造的学说。恰恰相反，中国共产党是继承中国一切最好的固有文化传统，中国一切最优秀的学说的。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自己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革命精华的继承者，是近代中国维新运动和革命运动中一切优秀启蒙思想的继承者，是中国古代一切最优秀文物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认为我们民族有这样丰富的文化思想遗产，而中国共产党能去继承这样遗产并能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科学的见地去改造和发挥而光大之，这是我们民族可以自豪的事情，这是中国共产党可以自豪的事情。事实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们中国的出现和发展，基本方面当然是由于近代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壮大，但同时，也正因为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和我们文化思想近代的发展相衔接的，是因为我们在文化思想遗产上，业已培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我国发展的基础，而中国共产党的善于接受我们民族一切最好的文化思想遗产，这就增加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无限价值，同时也正增加着我们民族一切最好的文化思想遗产的价值。（载《解放》第43-44合期。）   

    这段文字对于马列主义与中共和中国民族文化传统之间 “应然”关系的说明，的确是重要而富于理论价值的，它对于后来者的意义，也正表现在这里。而其对于三者之间“实然”关系的解说，则显然过于“乐观”化了，他 “漠视”了此前中共长期以来存在、当时正迫切需要纠正的教条主义和轻视传统的错误。也许，这与他写作此文主要是面向党外而不是面对党内有关。因为他对“应然”关系的强调，不可能完全不基于对“实然”关系之不足的了解。在这方面，他对中共以往轻视民族文化传统的批评可以为证。在同一个月内所写的另一篇文章《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中，他就曾指出： 

   “如果要检讨十年中新兴文化运动的缺点，可说是有些文化工作者对于文化的民族传统还注意得不够，还发挥得不够。鲁迅先生在这点上算是最具眼光的，他曾是最不忘记民族文化遗产，而且是最努力去保存和发挥文化遗产的人（不说别的，在对于中国木刻的注意和保存上，鲁迅的功绩就永远是不朽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因为有鲁迅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在这些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就把有过的缺点掩盖起来。有些文化工作者对于旧文化形式的利用，还没有给予适当的注意。一些文化工作者还没有具体地注意到、理解到斯大林关于苏联文化发展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名论，而去根据自己民族的革命运动，根据自己民族的特点，根据自己民族所需要的文化运动，把这名论在实际中最广泛地具体运用起来”。 

    在这篇文章里，陈伯达还具体批评了以往的文化运动不注重利用旧的民族文化形式和不注重研究民族各方面历史的缺点。这两点，与前文提及的《我们关于目前文化运动的意见》的有关看法相接续，但又加以了进一步的强调和发展，从而成为此期中共党人对于文化“民族性”认识的新的收获。在利用文化的“民族形式”方面，陈氏还强调文化运动“不但需要‘中国化’，而且还要加上‘地方化’，----还需要能善于具体地利用各地方的旧文化形式，以适合于各地方民间的需要”。 这里，“地方形式”和“地方化”问题的率先提出，无疑是敏锐的。因为文化的民族性，正是由丰富多彩的地方性所构成，注重文化的民族化，自然也就不能忽视“地方化”的途径。 

    对“历史研究”于了解文化民族性和接受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的重视和强调，在陈伯达此文里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遗憾地指出：“十年中许多优秀的革命家，或者因为革命实际工作的忙碌，或者因为不自由的遭际，没有可能集中精力于自己民族各方面历史的研究或分析，但可惜的，一些从事新兴文化运动的人们在这些方面也没有得到最大的成就，来抵补这个缺憾。”他批评以往从事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工作者的有关研究浅尝辄止，“没有更努力进一步地去接触和理解民族的和社会的更丰富而更复杂的生活，没有更努力从千头万绪和千弯万折的史实中去抽引中国历史活生生的法则；有的陷于公式化、教条化，----也有些文化工作者时常只限于最注意世界的哲学，而太忽视了中国哲学的历史，时常只限于注意世界的文学运动，而太过忽视了中国过去文学的历史，时常在论到世界某个问题的时候，而太忽视了中国的特点，时常不会辩证地把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的发展看成是和过去中国文化思想的发展有其历史的关联的”等种种缺陷，认为这样都是不利于发展新文化的，“要创造中华民族崭新的文化，就要能善于了解中国各方面的历史，就要能善于研究和综合过去我们民族历史所创造过的文化事物，并加以新的改造，加以新的发挥”。基于此，他再一次郑重其事地提出“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宣布我们是真正国粹的保存者”，并特别解释说：“这里没有什么把戏，也不是竞逐口号标语，而却是历史的真实。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是忠实于科学，而且必要社会科学才能真正历史地理解我们的国粹，保存我们的国粹，以创造中国最优美的新文化奇葩”。不过，尽管如此，他却并没有忘记提醒同人注意：“在纠正过去文化运动的弱点和缺点的时候，我们同时也须提防走向另一个极端：背着现代，面着古代，看不见新世界，忽视新知识，否认新道德，而往古书堆里去钻，对于旧的做盲目的歌颂，这就会成为不可救药的错误” 。（载《解放》第46期。陈伯达此期还自觉地开展了对传统哲学的研究，并于1939年初在《解放》发表了《老子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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