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现代武侠文学史是全球化与本土化、多元文化与一元文化多维交织的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转换相比，武侠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显然并不那么受人关注。梁羽生、金庸、古龙等的“新武侠”小说在红遍香港、台湾等地之后又传入中国大陆，掀起了一股武侠热潮，吸引了大量的读者，这才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在没有深究此等“新武侠”的命名与定义之前，“新武侠”之前的武侠小说统统都被称之为“传统武侠小说”，这种命名虽然略显粗暴，但毕竟可以让人大致了解其包含的对象。金庸、梁羽生等之后新出现的武侠小说被命名为“新武侠小说”或“后金庸”等，以温瑞安、黄易等为代表。这种命名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与金庸时代的武侠区分开来，无法克服的缺憾是不能把金庸以后的武侠及其独立性体现出来，也不可能预见到后来武侠会出现的新的变化和发展。

            　　在这样的背景下，更“新”的武侠小说出现之后，就容易带来命名的困难，使得研究缺乏必要的前提与合法性。于是，“玄幻文学”、“80后文学”等概念粉墨登场，造成了更加混乱、模糊的文学研究现状。例如，“玄幻文学”其实只是武侠小说的另一种称呼，在形式和内容上并没有多大的创新和变形，只是为了和以前所谓的“新武侠小说”区分开来，更能吸引眼球而已。而“玄幻文学”常常与“80后”联系在一起，这不仅仅是因为读者多是“80后”，更主要的是“玄幻文学”与“80后”之间存在紧密的精神联系。陶东风在《中国文学已经进入装神弄鬼时代？》①这篇文章中通过对‘玄幻小说’的或许比较激进的评论，表达了对80后一代人的精神状况的一种担忧。从社会学的角度讲，陶东风的评价确实有一定的社会价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洞察青年文化的现代演变。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讲，武侠小说已经进入“后武侠”时代，其具有的后现代主义特征日益明显，任何无视这种变化的文学研究都无法真正进入其中。基于以上的理解，本文从文化批评的角度，通过解读网络作家金寻者的《大唐行镖》来透视“后武侠”及其文化身份。换言之，在文化研究的语境下，通过金寻者的作品来研究其对当代人、尤其是对青年一代文化身份的建构，凸现“后武侠”新的阐释价值。无论是对于曾经有过留学经历的作者而言，还是对于浸淫于现代消费文化之中的当代人群体而言，探讨其个人的文化身份和群体的文化身份都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一 “后武侠小说”及其特征
            　　
            　　所谓“后武侠小说”，不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更是突出当今武侠小说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在文学与文学理论等方面，“后现代主义”曾经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虽然角度不同，但其关注的后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和否定现状要求革新的学术愿望是一致的。“后武侠小说”特征集中表现在作者创作理念、读者消费观念和文学生产机制等三个方面，并形成了与传统武侠小说、新武侠小说截然不同的文学特征和文化身份。

            　　首先，成长于后现代消费文化中的“后武侠小说”作者把文学当做一种谋生的职业，呈现个人化、反主流的边缘文化特征。这些作者大多生长于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大都市，从小受到外来的西方消费文化的影响，一般受过高等教育，很多是学理工科的，有的还有出国留学的经历。如果说原来的文学体制和形态过于“专业化”和“精英化”，那么，这些“后武侠小说”作者更趋于“业余化”和“个人化”，其作品也更社会化、世俗化。在这样的作品中，看不到厚重的历史感和真实的现实感，很多只是个人化的情感展露和文化想象。金寻者就一直从事理工科学习，至今在国外留学，他的《大唐行镖》在网上流行并出版，过人之处不是其创作的真实感和历史感，而是个人化的感情书写和超凡的文化想象。这样的创作在专业作家和学院派批评家看来并无多少文学价值和意义，以至出现“韩白之争”、“陶萧之争”等老一代文学和新一代文学之间的激烈争论。其实，这样的争论不是处于一个平台上，对后现代主义的不同看法不可能让两者走到一起。

            　　其次，“后武侠小说”有明确的读者群，即崇尚个性、幻想的年轻的一代。身穿外国名牌、吃着洋快餐长大的一代人对待文学的态度，不是寻找历史的苦难、现实的无奈和深沉的思索，而是轻松的消遣、多变的感官刺激和奇异的想象。这样的读者需要的人物是充分展示自己个性的小人物，不是改天换日的大英雄；需要的情节是个人性情的小叙事，不是惊天动地的宏大叙事；需要表达的是欲望之性与情感之性，不是高尚清高的精神之旨。《大唐行镖》虽然也是写英雄豪杰，但并没有把英雄豪杰的丰功伟绩作为书写的重点，而主要是为了表现和衬托普通人的“真性情”。

            　　再次，后现代主义文学生产机制是“后武侠小说”生存、发展的土壤。很多“后武侠小说”先是在网络上发布、流行，然后被网站购买连载，被出版社购买出版，实现文学生产的销售和再生产。网民在这些作品的生产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很多作品都是边写边发边改，甚至可能有违作者的初衷，作者与读者之间实现了互动，这对于体制内的作家是不可能的。网站等现代媒体为了增加点击率，追求利润，纷纷建立自己的创作队伍，组织写手，创作流行的作品，为“后武侠小说”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条件。

            　　
            　　二 “后武侠小说”的文化身份
            　　
            　　文化身份作为全球化社会的一个概念，在语义上经历了一个变迁的过程，最早被认为是文化政治的基础。照乔纳森·弗雷德曼的说法，“这表现为‘新’身份，新社会类别以及通常情况下新政治群体的增生”②。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文化身份研究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第三世界风起云涌的反殖民斗争以及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新殖民主义的反思紧密相关，并以反霸权意识形态为基石。若热·拉腊因在《意识形态与身份——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立场》中从现代性的角度论述了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思潮流变中的身份问题。安东妮·吉登斯认为“身份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项身份工程”③。文化身份是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动性的构成因素（阶级、性别、国别、年龄、性、种族、道德、政治立场等）在异质文化冲突中的嬗变及其组合。文化身份特别适用于考察在不同的“文化历史设定”④之间漂移的主体所面临的身份重建过程。本文把身份理解为个体与他所属的文化传统之间密切复杂的关系，是个体与群体、单位与整体之间所属与属于、意识与被意识的关系。所谓的“身份想象”是指身份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既无法掩饰与反传统文化的暧昧关系，又表现出对传统文化强烈的皈依感。从文化身份的角度看，“后武侠小说”及其文化身份已经成为后现代社会的一大文化症候。

            　　其一，通过作者的文化身份考察当前作家与后现代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作为生长于中国文化土壤中的知识分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等是他们创作的基石；另一方面，理工科的学习经历、风起云涌的消费文化和异域文化的冲击，使其处于传统文化与当代消费文化的矛盾之中。从身份角度分析这些小说，可以开启武侠小说新的研究视域。

            　　其二，通过“后武侠小说”文本分析后现代主义影响的青年读者的文化身份。经济全球化、网络等对青年一代的影响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青年读者在竞争激烈、纷繁复杂的消费文化面前，得到的不仅仅是无数机会和选择的权力，更要承受贫乏的精神压力和无法选择的无奈。青年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对“后武侠小说”的阅读和接受是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亟待研究和解读。

            　　其三，通过解读“后武侠小说”的身份焦虑，透析后现代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身份焦虑与身份重建。“后武侠小说”不只是一个特殊的个案，更是表征了当代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命运，其反映的身份焦虑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对于我们理解和解决更多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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