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清末民国时代“贱民”觉醒，出现复权意识和复权斗争

这种状况在清末和民国年间有了改变，“贱民”开始觉醒，产生了复权的意识，出现了复权的斗争。
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社会结构格局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动，士、农、工、商四民的位置有所错动，从前地位尊崇的士绅开始转化和分化，而过去受到歧视和压抑的商人、买办、艺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有限的提高，森严的等级社会秩序遭遇挑战，这为“贱民”的解放提供了一定的外部环境。西方“天赋人权”和“自由平等博爱”等观念传来，使国人进一步认识到“贱民”同是人类，却受歧视和羞辱，是不人道的。鄞县富商卢洪昶就认为：“同是人也，而强名‘丐名’、‘堕名’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注：陈训正：《堕民脱籍始末记》，《鄞县通志·文献志》丁编。）他与另一些商人如杨月泉等积极通过商会、商部上书，要求准予捐资兴学，教授堕民子弟，并附带提出重新除籍的问题。光绪三十年十月清廷根据商部奏请，颁旨称：“浙江堕民，雍正年间已准除籍自新，乾隆年间议准本身改业，下逮四世清白自守者，准其报捐应试”，（注：《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00页。）现浙绅捐建农工小学堂，收教堕民，恳请去堕民籍，准入学堂，该学堂毕业学生准其升入官私各学堂，一体予以出身。于是绍兴、宁波有了专门招收堕民的学校。卢洪昶在宁波西门内盘结坊设立育德初等农工学堂，慈谿人陈训正为校长，林端辅等为教师。同时在宁波江东设立育德小学。黄补臣力排众议，邀集黄寿衮、卢洪昶等士绅，亦于光绪三十一年在三埭街创办了同仁学堂，招收堕民子弟入学。堕民出籍享受平等待遇，可算是一种史无前例的事件，校大礼堂悬挂圣旨全文，开学的日子选在光绪三十年十月初十日，那天是慈禧太后70万寿节，算是清廷“恩施”的纪念。
育德初等农工学堂开始有学生七八十人，分三班。到1911年，毕业三班，约70余人，后因故停办。育德学堂以这样的校歌教育学生：“堂堂亚东，泱泱大风，四明佳气横青葱。问越中子弟，谁人不是文明种？黑消红灭，何堪父老尚痴聋。撞破自由钟，责任如山压肩重。唤起人间梦，民权挽补天无功。愿同胞大家努力，一雪奴才痛。心肠菩萨胆英雄，福我众生众。”（注：林端辅：《宁波光复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175页。）绍兴的堕民学堂取名“同仁”，亦昭示了堕民应与平民一视同仁的平等观念。并在课程设置不仅根据民国元年教育部的规定，而且参照堕民子弟的实际情况，开设国语、公民、算术、自然、地理、历史、英语、形象、工用、体育、音乐和卫生等科目，注重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开明士绅任教堕民学堂，与堕民子弟打成一片，本身就是一种平等观念的体现，对提高堕民的民主、平等意识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如果说，开办堕民学堂是出于若干商人的恻隐之心，“贱民”群体仍然处于被动地位的话，那么接受了这些进步观念教育的“贱民”们开始有了争取复权的自觉。他们的这种自觉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捐资办学，管理学堂。同仁学堂因开办经费紧缺，向堕民募捐，堕民“至愿且乐”，踊跃捐资。经过办学士绅禀请官府批准，“革除官戏言项一切差役陋规，以作常年经费。”（注：《越恨·专件汇志》，女报社1907年编印，第27页。）开始堕民组织戏业公所操作此事，商定各戏班及坐唱将收入的百分之八捐作办学经费，后因有人借公所名义徇私舞弊，不能确保捐资全部用于办学，堕民绍剧演员又用义演的方式来解决学堂经费。每年寒、暑假义演一两天，将收入全部捐给同仁学堂，因此该学堂经费比较充裕，甚至比其他民办学校要好得多，使该学堂一直坚持开办到新中国成立由人民政府接收。绍兴有学者认为“这不仅体现了绍兴堕民的凝聚力，也反映出他们的觉醒”。（注：俞婉君：《贱民捐资办学的创举与绍兴同仁小学的历史地位》，《史学月刊》2003年第5期。）出资者参与事业的管理，这在今天是很普遍的事，可是在当时由出资办学的文盲堕民组织校董会来监管士绅们执教的学堂，不论对于监管者还是对于被监管者来说都是具有开创精神的。据绍兴学者调查，从清末民初起，同仁学堂就有由堕民组成的校董会监管，一直到人民政府接收。校董会由校董主任和十几位校董组成，学堂的人事安排及重大活动必须向校董主任报告并征得其同意。校董由校董主任聘任，平时不管事情，但义演需要他们出钱出力。
二、接受教育，支持革命。不少“贱民”在革命党人发动下参与了辛亥革命运动，通过解放全国人民而争取自身的解放。宁波堕民学校在堕民聚居的盘结坊，外人很少到那里去，作革命活动掩护极为相宜，于是革命党人陈训正担任校长，以学校为秘密集议之所，堕民学堂成了革命党人的秘密机关。（注：林端辅：《宁波光复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第4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74-175页。）绍兴的同仁学堂也成了光复会活动场所，据说第二任校长王子余是周恩来的姑夫，光复会会员，在他任职期间还聘请秋瑾等其他光复会会员前来任教。这就难怪秋瑾案发后，官府还以“接有匿名揭帖，称同仁学堂藏有军火，并有革命党”为由，派军队闯入校中，前后搜查，并将教职员八人拘留，酿成纠纷。（注：《越恨·专件汇志》，女报社1907年编印，第27页。）虽然查无实据，但恐怕不是事出无因。两广的革命党人则向疍民宣传革命道理，附会说他们是明室朱姓后裔，被清廷放逐而改姓沦为疍民，在政治上受到永远不许应试做官当兵的歧遇，并以清廷卖国殃民之罪状及革命党主张加强宣传，使广东的疍民不少人参加革命，不给清朝军队运送军饷。（注：梁烈亚：《镇南关起义回忆》，《近代史资料》1981年第2期。）
三、申请复权，争取解放。前已提到，福建有人呈递说帖于咨议局，请准与平民平等。可惜的是史料语焉不详，具体情况不得而知。民国元年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下令“开放疍户堕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受其鼓舞，福建疍民再次发起了复权的请愿活动，他们说：“东西各国方十八世纪以前奴隶制度亦尝有之，然自制定宪法之后，凡领土以内之住民均为平等，而奴隶制度万国悬为厉禁。方今我中华民国建立伊始，汉满蒙回视同一律，而临时中央政府组织法亦有人民一律平等之规定，其不能独外于疍族也明矣。”（注：《福建疍族复权之请愿》，1912年3月22日《申报》。）他们要求在报上公布“疍族”复权，并每户各给证凭一纸为据，争取事实上的真正解放。这些事例充分反映了“贱民”群体的觉醒，也说明了辛亥革命的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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