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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显著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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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4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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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20世纪中国文学何以能成为文学史上一个独立的阶段？它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本标志何在？本文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1894—1898）前后切入话题，贯通近、现、当代，综合考察了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学的特质和变化，认为“现代性”不仅是这一阶段文学的重要脉络，而且从思想和审美方面构成了它的显著特征。文章对涉及的若干疑难问题也作了辨析。
【关键词】 现代性/“五四”文学革命/新文学/人的文学
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学，到清王朝的末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转折：开始与西方文学、西方文化迎面相遇，经过碰撞、交汇而在自身基础上逐渐形成具有现代性的文学新质，至“五四”文学革命兴起则达到高潮。从此，中国文学史进入一个明显区别于古代文学的崭新阶段。
这些重大变化，是由近代以来种种内外条件所制约、所造就的。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就已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封闭和局限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应该说，各民族的文学汇入“世界文学”的时间、途径各有不同。在中国，它的开端大体可从甲午战争失败、戊戌变法酝酿算起，迄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由于这一过程远未完成，它的下限止于何时还很难设定。
本来，西方列强用军舰、枪炮迫使清王朝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始于19世纪40年代。但最初，这一严重危机并未直接触动中国文学的改革。除了救亡宣传，没有人想到文学能和国运有什么关系。直至数十年后，在“器物”层面的改革（洋务运动）、“知识”层面的改革（官派留学）、“制度”层面的改革（变法维新）三次大的尝试，或难以立竿见影，或遭遇血腥镇压而宣告失败，人们才将目光转到通过文学进行国民的启蒙上来。谭嗣同在《仁学》中首揭“个人自主之权”，力主启蒙；他和夏曾佑等还提倡“诗界革命”。新派诗人黄遵宪很早就有“崇白话而废文言”，“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注：黄遵宪：《日本国志》卷33《学术志》（二）。）的主张。裘廷梁等戊戌年间也提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注：裘廷梁：《论白话文为维新之本》，1898年；陈荣衮：《报章宜用浅说》，1899年。）的想法。稍后，梁启超更倡导“新民”说，推行“新文体”，呼吁“文界”、“小说界”的“革命”，尤其主张通过小说来“新民”。青年鲁迅则弃医从文，提出“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主张“尊个性而张精神”[1]，通过文学来改变国民性。可以说，从戊戌变法前后起，中国知识界中已出现了“人的觉醒”与“文的觉醒”的最初倾向。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到来，中国文学发生全方位的变化：语言从文言转为白话，文学形态、文学内涵以及文学观念都出现了史无前例的新的更迭。“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以及“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口号的提出，尤其显示了这场文学革命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目标的一致性。
清末民初文学变革得以实现，也与现代都市开始崛起、传播媒体发生变化这些社会物质条件的变更密切相关。其中传播媒体的变革，更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学能够诞生与成长的重要条件。
近代传媒的变革，主要体现在报刊与平装书成为主要传播媒体上。报刊与平装书是用机器印刷的，还要运用铅字排版或者纸型技术。这种书籍复制方式就是工业化的产物，没有近代大工业，仅仅依靠手工业作坊无法形成从线装书到报刊、平装书的转换。近代传播媒体又是运用资本主义商业化的方式运作的。像《申报》馆和商务印书馆都是股份制企业，在全国各地广泛建立分支机构，运用西方股份制公司的运作方法来管理和经营，因而使得这些传媒比起传统媒体来，显示出极大的优势：出版物容量大（用较小的字排印），周期大大缩短（可以短到一天之内），效率大大提高（几千、几万、十几万份地大规模发行销售），价格则大大低廉。传媒的这种变革，对文学的影响非常大。它一头影响着作者，促使文学作者由古代的士大夫转变成近代的依靠稿费和版税为生、具有独立地位的知识分子，催生出一批真正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以女性作家为例，几千年中国文学史上只出现过蔡琰、李清照等屈指可数的几位，而“五四”以后短短十年内，竟涌现出了陈衡哲、冰心、庐隐、淦女士、苏雪林、凌叔华、石评梅、白薇、丁玲、陆晶清、谢冰莹、袁昌英、林徽因、冯铿等一大群，其中就有近代传媒所起的巨大作用。“五四”时期涌现的大量新文学社团，几乎每个社团也都有报纸、刊物或丛书作后盾。另一头，近代传媒又培养和造就着成千上万新的文学读者。其中有两部分人：喜欢新文学的读者大多是青年学生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读新文学刊物上的作品，也读报纸连载小说（如《晨报副刊》上的《阿Q正传》）。但大量的读者则是市民。由于商业利益的驱使，报刊与平装书必须面向多数市民大众，必须适应近代市民周末、周日休息和娱乐的阅读需求。这就促使报纸大量刊登通俗性连载小说，更多关心市民的民主诉求，帮助他们逐步摆脱宗法制的束缚；同时又促使文学读物的形式通俗化，情调趣味化，内容带上更多世俗化的色彩。反过来，这类文学趋向又熏陶出大批的读者，并决定着通俗文学的走向。朱光潜甚至说过：“在现代中国，一个有势力的文学刊物比一个大学的影响还要更广大，更深长。”[2] （P429）中国古代文学以诗文为中心，到戊戌变法以后开始转变为以小说为中心，这一方面是由于维新派人士的倡导，另一方面又同近代报纸、出版业这些传媒的推动有很大关系。
20世纪中国文学的成分是复杂多元的，其发展过程也是曲折起伏有时甚至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但毫无疑问，现代性不仅构成这阶段文学的重要脉络，并且也是它区别于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本标志。
所谓“现代性”，指的是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识理念与价值标准。世界各国的这一转变过程各有自己的特点，但也有大致相似的轨迹：除了工业、科技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改善，在社会结构上则是由宗教或者宗法主导的传统等级制社会，经过市场化、契约化、法制化、世俗化的途径，逐步转变成以个人为本位的现代社会，原有的传统观念也逐步为现代意识所替代。按照美国学者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的研究[3]，这种现代意识大体包括：进步与发展的观念（不排除进步中可能有的曲折乃至倒退）；对科技潜能的信心（19世纪被称为“科学的世纪”，20世纪更是“信息的世纪”）；对理性的崇拜；对时间的重视与关切；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人文理想（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注重实践和行动的功利观等。在文学艺术上，则体现为对真、善、美的追求。后来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又在个人本位基础上发展出与外在现实对抗，面向内心，反对理性（认为人性本身就有非理性的成分），重视创新，反抗庸俗势利的另一种“现代意识”。根据这些见解，可以说，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到19世纪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诸人的重要发现，无不包容和体现在“现代性”之中。所有这些，都从思想与审美方面为20世纪中国文学留下了显著而深刻的印记。
变革时期的文学主要是启蒙与关心现实的文学，是“为人生”而且“改良这人生”的文学。这些文学当然也可以说是传统的“经世致用”态度的一种继承。但在两个层面上，它们又与传统文学很不相同：一是用来启蒙的思想具有现代人文关怀，与封建的“道”及“三纲”观念根本对立；二是肯定文学具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反对将文学只当做“载”某种观念的工具。发动文学革命的陈独秀就说：“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4] 可见，这种“为人生的文学”是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性的文学。“五四”以后也有些人倡导过“为艺术而艺术”，但这种文学正像鲁迅所说，在反对封建的“文以载道”方面具有革命的意义；更何况，那些倡导“为艺术”论的人们自身也不否认“文学的社会使命”。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无论是“为人生的文学”或是“为艺术的文学”，同样都是具有现代性的。
在创作方法上，20世纪中国文学是写实主义（亦称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注：现代主义乃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达达主义、新浪漫主义、新感觉主义、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等多种先锋文学形态的总称。）的多元共存。随着科学“求真”思维的进入，传统美学以“善”为最重要价值判断的理念得到改变，“真实”逐步成为最重要的审美标准，写实主义就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并且分别演化出重诗意抒情、重风俗描画、重工笔再现等多种形态。据文艺理论家韦勒克的考察，写实主义本是一个不断调整的概念，它“意味着‘当代社会现实的客观再现’，它的主张是题材的无限广阔，目的是在方法上做到客观，即便这种客观几乎从未在实践中取得过。现实主义是教谕性的、道德的、改良主义的。它并不是始终意识到它在描写和规范二者之间的矛盾，但却试图在‘典型’概念中寻求二者的弥合”[5]。在长期独尊写实主义的年代，人们只承认写实主义为“唯物”，把其他方法都称作“唯心”，竟至得出“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斗争的历史”这类公式。在这一世纪的最后二十多年，又出现“只有现代主义才是真正现代化的文学”的简单论断。其实，文学的“现代化”或“现代性”既不会被写实主义所独占，也不可能被现代主义所包办。写实主义之外的其他各类创作方法，不但于整个世纪内存在，并且都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做出过贡献。浪漫主义由于对“情”的推崇，导致对“礼”的逾越，因而产生对传统美学规范“中和之美”的突破，自有其现代审美价值。只要读读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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