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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边界”论争之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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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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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学和文学理论边界论争的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着基本观念、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对立，并且暗含了话语权的争夺和转移问题。学术要前进固然必须继承和赓续，但更加不能缺少超越和变革，特别是质的超越和变革。“电信技术”、“电子媒介”这最富有活力和潜力的生产力的大发展，带来当今世界的巨变及当下人类生存境界和审美文化实践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带给文艺学研究的绝不仅仅是扩容的需要，而是包括文艺学研究在内的整体人文学科的治学方式及学术活动样态的重要变化。其主要表征就是：学科研究→问题研究。突破学科壁垒的“问题”研究，在今天是一种有效地介入现实、且具有实践意义的方式。
【关键词】 守界/扩容/电信技术/学科研究/问题研究
目前的中国学术界，有文学和文艺学的所谓“边界”问题的讨论，正在许多学者间热烈展开。近一两年来，北京和全国各地举行的各类文艺学学术会议，几乎都涉及“文学边界”和“文艺学边界”问题。有的则完全以“边界问题”为中心。我国具有广泛影响的、重量级文学理论刊物《文学评论》，自2004年第6期起，开辟了“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讨论”专栏，至今已出版的两期，发表了几位著名学者的文章，其中就有在“边界”问题论争中处于“台风中心”的钱中文、童庆炳、陶东风等先生的大作。近年来的其他一些刊物，如长春的《文艺争鸣》、石家庄的《河北学刊》、南昌的《江西社会科学》等等，也有不少讨论“边界”问题的文章发表。特别是2002年以来《文艺研究》发表的许多关于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和日常生活审美化以及有关文艺学学科反思和建设方面的文章，也都涉及文学艺术和文艺研究的边界问题。作为一个人文科学研究者，应当从什么地方进入这个问题，以什么眼光去审视和评述这场争论呢？
在表面现象背后
问题哪里是“扩容”和“守界”这么简单！
第一，在父辈与子辈学者上述表面文字的背后，隐藏着基本观念甚至根本文化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对立，因而也决定了他们双方言说立场的对立。双方提出问题和阐述问题的方式和立场根本不同，如今年第1期《文学评论》发表的李春青教授《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解读》一文所点出的：父辈学者大都持守人道主义精神和精英意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道德理想主义，张扬一种以审美为中心的纯文学观念和纯粹精神生活方式；子辈学者则大都带有反本质主义、反中心主义的后现代倾向，视传统文学理论研究模式为僵化的本质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和传统知识分子乌托邦精神价值观念的产物，是过时的、已经无法应对现实文化现象的陈旧方法和观念。
第二，这里还存在着两个时代所赋予的不同知识分子角色的基本冲突——是做“立法者”还是做“阐释者”？以往的历史赋予知识分子做学问以“立法者”自居，做“一元主义”的学术之王，为学术立法；如今时代变了，在“多元”的时代氛围中，那“立法者”的王位已经或正在摇摇欲坠。于是多元时代的学术“阐释者”应运而生了。我特别赞赏李教授如下见解：“这种‘阐释者’的最大特点就是认同多元主义的不可逆转性，放弃‘对于普遍性和不可动摇的真理基础的哲学探求’，将话语行为改造为一种以平等的态度进行的‘有教养的交谈活动’。”（注：李春青：《关于“文学理论边界”之争的解读》，《文学评论》2005年第1期。）
第三，这里也确实存在着李教授所指出的话语权的争夺和转移问题。前辈学者钱中文先生在《交叉与融通：文艺学学科建设2005高峰论坛》上做主题发言之余，指出了子辈学者要“弑父”，要剥夺父辈学者话语权的问题。（钱先生是我一向尊敬的前辈学者，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杜书瀛研究员攻读博士学位时，也得到过钱先生和其他许多前辈学者的诸多教诲，至今难以忘怀。）撇开情感因素站在一种纯学术的立场，我想说，这种学术上所谓的“弑父”能够避免吗？学术上的变革即使是质的变革，也包含着吸纳的成分。子辈与父辈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学术继承和赓续关系，在学术继承和赓续中进行着变革和超越。父与子当携手共图学术大业。
在学术论争中首先必须坚持科学态度和实事求是的文风，必须以学术真理为追求目标，并以实践为检验学术真理的标准。要尽力摒除学术之外的东西，以一种平和的研究问题的心态去参与讨论。
变革超越：学术发展之常态
然而，学术正是在论争中前行的，在以学术真理为目标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发展繁荣的。在论争中，吐故纳新，涤旧催新。学术要前进固然必须继承和赓续，但更加不能缺少的是超越和变革，特别是质的超越和变革。不超越、不变革，学术就成为死水一潭，故步自封，失去阐释对象的生命活力。
学术正道是沧桑。“沧桑”者，就是说的超越和变革，也可以叫做“革命”和“反叛”，在哲学上也可以叫做“否定之否定”。美国科学哲学家、社会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注：[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另有一个版本是由李宝恒、纪树立翻译的，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年出版。）中曾经描述过科学革命中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一般过程：常规→危机→革命→常规……在常规状态下，科学研究的范式趋于稳定，以它决定科学研究的方向、方法、过程、标准等等，并解决理论中的疑点。后来，反常现象逐渐增加，常规科学渐入危机并逐步加深；此时，新范式应运而生，成功解决了不断出现的新的疑难问题，得到认可，于是新范式取代了旧范式。这就是科学革命。此后，渐渐步入常规。然后，常规科学又会遇到新的挑战，又会走“常规→危机→革命……”的路。
库恩所说的是科学革命，同我们这里所说的人文学科变革可能有所不同。尤其是库恩说科学中的新旧范式具有“不可通约性”，这在人文学科似乎并不完全适用。在科学（包括某些社会科学）上，当旧科学思想被新科学思想代替之后，旧的就可能失去意义、失去价值，但人文学科中却很难说后代思想产生了，前代思想就完全失去意义、失去价值。但是任何一种理论之生命力保持仍然在于能否阐释新的对象和解决新的问题。库恩的理论仍然可以给我们启发，供我们参考。总体上说，人文学科也是在不断“反叛”中前行，在不断“革命”中发展的，只是不应该把这“反叛”与“革命”，简单理解为“弑父”，而是应该理解为不断赓续与超越，继承与革新。学术史上有无数这样的例子，如：亚里士多德之于柏拉图，马克思之于黑格尔等等。
人文学科的“反叛”、“革命”也常常会异常激烈。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和他的同志们响亮地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建立理论并付诸实践，中国的文艺理论随之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传统的“诗文评”向现代形态的文艺学转换。其间不但学术的思维对象发生了变化，而且更根本的是思维方式、治学方法，范畴、命题、观念、术语，价值取向，哲学基础等等都发生了变化。在研究对象上由以诗文等抒情文学为中心和重心转向以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为中心和重心；在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上由经验、直观、体察、感悟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等涵义的模糊、多义、不确定和批评形态上的印象式、点评式，转向理性、思辨、推理、归纳，理论命题、范畴、概念、术语的严格界定以及批评形态上的理性化、科学化、逻辑化、系统化。古典文论的哲学基础多是中国传统的以“善”为中心的伦理哲学或“人生哲学”（注：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在中国根本无哲学，在西方人眼光下，中国仅有一种‘伦理学’而已。中国亦无严格的宗教，中国宗教亦已伦理化了。故中国即以伦理学，或称‘人生哲学’，便可包括了西方的宗教与哲学。而西方哲学中之宇宙论、形而上学、知识论等，中国亦只在伦理学中。”见《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6页。）；而现代文艺学则多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以“真”为中心的现代形态的认识论哲学和进化论、阶级论、科学、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古典文论多强调“征圣”、“宗经”、“道统”、“文统”、“以道统文”、“文以载道”，强调文学“劝善惩恶”的道德内涵和“温柔敦厚”、“思无邪”的诗教；而现代文艺学则更多地从现代哲学和世界观、人生观基础上关注文学与社会生活、人生价值的关系，关注文学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关注文学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审美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文学艺术的独立品格，文学自身的价值、规律，等等。（注：参见杜书瀛为《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四卷本）写的《全书序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更近一点，则是20世纪70、8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对传统“工具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唯政治论”（文艺为政治服务）、“唯认识论”（文艺只是认识）、“唯意识形态论”（文艺只是意识形态）等等僵化和陈旧思想的强烈冲击和“反叛”，紧接着诸多相邻学科的“新方法”被大量借鉴、一系列新的文艺理论思想被不断提出。应当说这次学术“反叛”、“革命”的强烈程度也是相当巨大的。
大变革：现在进行时
眼下又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信息高科技时代的电子技术之“风”席卷中国大地，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无一“幸免”。文艺学赖以生存成长的文化土壤发生了结构性变化。
我们最关心的是“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对审美文化、特别是对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的影响。因为它将要和正在对文学艺术和文艺理论造成巨大的、难以估量的冲击。这也是引起目前我们学界关于“边界”问题论争的根源。2001年，美国的米勒教授在中国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借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的话宣告：“……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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