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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学“边界”论争之我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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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7:5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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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米勒说：“德里达就是这样断言的：电信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改变，而且会确定无疑地导致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情书的终结。他说了一句斩钉截铁的话：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米勒和德里达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全信。我并不认为文学和文艺学从此走向终结，文学艺术的精灵还会换一种形式“发言”。童庆炳教授在《文艺学边界三题》中为文学永生所做的辩护是有力和可信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正视和重视电信技术王国时代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巨大冲击。尽管我们同米勒、德里达关于文学命运的结论不同，但又不能不承认，米勒和德里达们关于“文学终结”的理由相当具有震撼力。米勒说：“新的电信时代正在通过改变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而把它引向终结。”那么，“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是怎样被“改变”的呢？请看米勒下面的话：“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讯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于是就渐渐造成了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如下状况：“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或者说网上社区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和情书）——这就是新的电信时代的三个后果。”（注：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米勒2003年9月再访北京，带来了他的新作《论文学》，仍然申述原来的观点。）米勒和德里达们所提示的文学存在前提和共生因素的改变在我们这里也已经和正在发生着。
同文学艺术的生存前提最直接相关的变化，是电子网络文化带给人们审美感知经验的浅表化、零散化及泛化。在一个享乐主义的文化系统之下，美学或者审美策略，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审美不再只是“精神贵族”——少数知识分子的“高雅活动”，而成为普通大众所普遍采取的一种生活策略。因此，必须重新理解审美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把美学从对文学艺术的狭隘关注中解放出来：“美学已经成为一种更宽泛更一般的理解现实的方法……并导致了美学学科结构的改变，它使美学变成了超越传统美学、包含在日常生活、科学、政治、艺术和伦理等之中的全部感性认识的学科。……美学不得不将自己的范围从艺术问题扩展到日常生活、认识态度、媒介文化和审美—反审美并存的经验。无论对传统美学所研究的问题，还是对当代美学研究的新范围来说，这些都是今天最紧迫的研究领域。”（注：[德]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参见该书第1编“美学的新图景”，第2编第9节“走向一种听觉文化”，第10节“人工天堂？对电子媒体世界和其他世界的思考”。）审美文化的版图（无论是“面积”还是“结构”）均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原有文学艺术不会消失灭亡，艺术博物馆还会存在发展，但它们在这块版图上所占据的份额和位置还会如同以前吗？回答应该是否定的。既然如此，理论形态的“与时俱进”，其对象、方法、思维形式、叙述模式等的变化就不可避免，既然如此，“边界”——无论文学的边界、艺术的边界，还是文艺理论的边界、美学的边界，还有必要去“斤斤计较”，划分得那么清楚吗？
少做些划界，多研究问题
学术研究的生命力和价值在哪里？是在某种或大或小的界域中进行自圆其说的论证、理论本身的自我说明？是斤斤于“边界”的划分？是“守界”或是“扩容”？还是不断发现当下时代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问题，面对它们继续保持理论的应对和阐释活力呢？我认为是后者。不论主张扩容，还是竭力守界，双方在如何划界的问题上花费太大力气显得意义不大。在今天这个大变革的时代，许多审美现象本身就已经是诸多品质意味的复合体，与诸多学科相关联。作为人文学科的学者当务之急是：在与相关学科的相互激发相互生成中，努力阐释审美文化在新形势下冒出来的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品类、新问题。而不是急于划分界域。况且，边界是很难人为划定的。学科边界的相对性及其游移状态是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研究的常态。陶东风教授在他那篇《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的论文中，以中国20世纪初和英国17、18世纪关于人文学科边界游移的事例，论证“边界”并非一成不变，文艺学的“边界”、研究对象与方法乃至文学艺术的概念，不是“永恒实体”，而是“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力量的建构物”，并针对当前情况提出“传统的文艺学研究范式已经难以令人满意地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文艺活动新情况”，“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要改写‘文学’的定义以及文艺学的边界”（注：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等等，这些观点是有道理的。历史事实证明，边界是划不清的——还是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的：相对边界虽然不能说没有，但绝对边界是找不到的。既然如此，还是多研究些问题吧。
今天这个读图时代大量涌现的光怪陆离的文化艺术现象，使传统的文艺学范式在许多方面失去了言说能力。与1980年代中后期相比，文艺学今天面临的变化的确来得太巨大、太深刻了。不仅有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的相互交融，更有审美与科技、审美体验与生活体验的融合互渗；不仅有创作观念、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更有文学艺术的整体存在方式的变化；在审美感知经验发生变化的同时，人们（包括文艺家、学者）的精神生存方式也在发生变化。当代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从来没有遭遇如此严峻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巨变面前，是将大量精力倾注于一种本来并不确定、本来就相对游移的学科边界的厘定来得有意义呢？还是去积极应对问题——诸如：这些新出现的审美文化现象（例如网络文学、网络歌曲、短信小说……）是如何生长出来的？它们在审美品格的形态特质上发生了什么变化？前景如何？走向怎样？怎样借鉴本学科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资源去阐释它们？其他人文学科能够给予我们什么样的启示？传统的文论范式中有哪些仍适应于今天的研究对象？
应该以问题研究为中心展开我们的学术工作。要努力发现现实提供给我们的真问题——所谓真问题，即生长于新的文化土壤之上，制约文艺学及相关学科研究发展及活力生成的关键性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学科界域的划分，无论是对旧的界域的坚守还是对新界域的划定，都只是对规范的强调，对学科壁垒的自守；而问题研究，则淡化学科的规范界域，面向现实、面向变化，在学科立场的隐性制约中，做出应对新生对象的努力，一个学科的生命活力及学科发展的原动力由此生成。
今天的文艺学当务之急不是要过多地空谈“应当这样”、“应该那样”，提出种种文艺研究者应该遵守的“规范”，制定出他们举手投足皆不可逾越的“边界”，而是要说明“正在发生什么”，即发现和阐释当今纷繁复杂的新问题。人文科学中，尤其在文艺学研究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立法者——过去曾经有过错觉，今天必须清醒。文艺学研究的变化取决于社会审美实践和文艺创作实践的变化，而社会审美实践和文艺创作实践的变化又取决于制约它们的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的变化、两个方面复杂关系的变化以及它们变化的深度与广度。这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文艺学研究不能够自己给自己“立法”，给自己划定界域。
智能经济网络文化带给人类的，实际上是整个生存境界的深刻变化，而这种变化带给文艺学研究的不会仅仅是扩容的需要。这将是包括文艺学研究在内的整体人文学科的治学方式及学术活动样态的重要变化。其主要表征就是：学科研究→问题研究。学科的边界日趋淡化，一个个制约人文研究深层发展机理的新生问题日益成为不同人文学科共同面对的共性问题。于是，在智能经济和网路文化的现象世界中生成的许多问题也就成为不同的人文学科共同的阐释焦点。而且同一文化现象也常常成为多角度多立场研究的对象。问题研究为多种学科对话并在对话中相互激发相互生成提供了一个活动的平台，文艺学研究在这样的平台上获得了应对新的文艺审美现象的言说能力。如网络文学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和文学研究问题，还是一个文化研究、哲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心理学、美学研究的问题。它们在不同的规范下面对同一对象的发言使文艺学研究拥有了丰富多元的参照，从而走出原有的界域，获得更加广阔的话语天地和阐释活力。
突破学科壁垒的“问题”研究，在今天是一种有效地介入现实、且具有实践意义的方式。它以问题为轴心，容许人们站在不同的学科立场上从不同角度切入对象，“条条大路通罗马”，在不同学科立场之间形成的互激互补当中，“罗马”的面貌得以全息呈现，问题的实质越辩越明，同时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也在不同学科相互生成当中成长进步。“聊天”作为“问题研究”的外在形态，将越来越成为学术活动的重要方式。这绝不是在“聊”当中放弃人文科学工作者的立场信念，而是在“聊”当中更加切实的介入现实，更加称职地担当起推动人类精神进步的重任。相信，今后的文艺学将在“问题研究”中不断生成活力蓬勃发展。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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