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及时了解海外中国哲学的研究动态。首先，日本学者主动参加国际上各种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学术讨论会。根据笔者的接触，日本学者能用一门外语乃至二门外语宣读论文和交流学术的绝不在少数。因而，不论是在中国的北京，还是在法国的巴黎、德国的特里尔，以及美国的夏威夷和哈佛燕京学社，每届有关中国哲学思想的国际会议几乎都有日本学者参加。这些与会的日本学者回到国内后，很快将所了解的学术动态在会议上或杂志上进行详细介绍，使学术信息得到充分地利用。有的学者为了跟踪国际中国哲学研究的最新学术动态，甚至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两次分别赴东、西方参加同一主题的两个会议。如时任东京大学教授的池田知久于1998年5月22日——26日参加了在美国达慕思大学召开的“世界首次郭店《老子》学术讨论会”，又于1999年10月15日——18日参加了在中国武汉大学召开的“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故其郭店《老子》的研究处于国际学术界前列。其次，大量进口中国的文史哲著作和期刊，以了解中国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根据笔者调查，仅在东京一地出售中文书籍和有关中国研究的书籍专门书店就有东方书店、内山书店、琳琅阁书店、山本书店、亚东书店、中华书店、燎原书店、海风书店、东丰书店等九大专门书店，其入店的中国图书内容十分广泛，尤其是中华书局、人民出版社等中国著名出版社的图书相当齐全，其新书上架的速度绝不亚于北京之外的中国各省会大书店。这类书店还承办订购进口中国各种学术杂志（包括各大学学报）的业务。根据笔者的客座研究体验，在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校、部二级图书馆里查阅中国大陆的主要学术杂志几同国内方便。

六、研究东亚三国的儒学史，注重中、日儒学的差异性。在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者中，既有专攻日本儒学史，又有研究中国儒学史和韩国儒学史的，也有三者兼而攻之者，并出版了相应的成果。如在“朱子学研究大系”中，有关中国、日本、韩国的朱子学内容的著作各有一册，这类成果细致而清晰地呈现了儒学东渐日本的历程。中国学术界中有一种带倾向性的看法，即认为日本儒学不过是中国儒学的翻版，没有新的特色。日本学者普遍反对这种观点，他们依据中、日儒学思想家的原始资料并结合日本的历史实际作出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沟口雄三指出，“江户时代的朱子学在日本为林家所世袭地传承下来。但从林家的开山祖师林罗山同时也撰写有关神道的书籍来看，其对朱子学的态度是灵活的。读林罗山的著作，即使是讲理学也强调人之心理的作用从而带有心学色彩，故其对朱子学的吸收，从一开始就相对化。”[14]关于日本的阳明学，“心即理与致良知，作为以自我之心的主体判断为最高准绳的高扬主体的命题而被接受，因此其往往伴随着‘吾心即天’的天人合一的（但为日本的）命题。此外，知行合一也指对自我之伦理的正当做出主体性判断后，即便和周围环境的规范相对抗也敢于实行，它作为重视实践的命题而被接受。由上，阳明学在日本，主要是在幕末变革时期，为那些对抗传统的观念，要以自我信念进行主体性实践的人们所接受。”[15]总之，“在中国，儒家思想深深地渗透到官僚、知识分子阶层中，其传统之深厚阻碍了对欧洲近代法契约思想的吸取。……相对于此，在日本，‘和魂’（儒教、神道、佛教及汉学、国学等）成为支撑‘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国家主导型的近代化、工业化容易推进。此外，在民间，较之个人与个人的血缘关系（‘私’），更重视自己所归属的集团，如国家或公司的集团伦理——‘公’伦理的实现。这从内部支撑着日本式的资本主义。就是说，促进了重视‘公’的义理（如较之孝，更重视忠）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中两国的这种近代化的差异，与两国儒教的存在形态的差异或许不无关系。”[16]众所周知，中国的佛学虽从印度传入，但是经过多年的吸收和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尤其是至隋唐时期，中国佛学已形成了自己的特点而有别于印度佛学。中、日儒学发展史也是如此。由于日本有着特殊的国情和固有的文化，经过长期的传播和发展，日本的儒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日本学者的“知彼知己”分析，应该引起我国学者的深思，今后应注意研究日本儒学的历史和特点，以减少中日学术交流中不必要的常识性误会。此外，还有一些日本学者重视研究儒、佛、道思想与日本文化的关系。如道家思想研究专家福永光司除了有高质量的《老子》、《庄子》日文译著外，还出版有《道教（含道家思想）与日本思想》、《道教与日本文化》、《道教与古代日本》等系列专著，从政治、文学、民俗，乃至自然科学诸层面论述了道家思想和道教对日本文化、日本社会的重要影响。

七、坚持以原始思想资料为基础，注重实证性研究。日本学者普遍反对大而化之的论题和泛泛而谈的议论，坚持言之有据，用材料说话。所撰论著的观点来自详细的分析和认真的论证，结论力戒武断和简单化。并且非常注意学术规范，尊重知识产权。如日本著名学者岛田虞次的晚年著作《关于新儒家哲学——熊十力的哲学》（日本同朋舍1987年版）全书13章，每章均是以熊十力和冯友兰等人的原著为基础的细致分析，全书的结论完全立足于这些丰富的思想资料之上。该书共计165页，而书末的125个注释就达25页之多。注释涉及到熊十力及其同时代学者原著、现代中国学者和日本学者公开出版的著作，以及有关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资料。其中，个别的注释文字达一页之多。这既说明了日本学者严谨的治学态度，也说明了其严格的学术规范意识。又如小野泽精一等人编著的《气的思想》，除了重视先秦诸子的思想资料外，还注意整理、分析甲骨文、金文中所见之“气”。所下实证功夫之深，在我国同类著作中也是不多见的。关于日本学者研究的这一大特点，国内学术界已有不少文章作过介绍，为避免重复，故在此从略。

当然，日本学者的中国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存在着某些偏颇之处，这就是长于史料考证，而疏于哲理分析，重视微观研究，而疏于宏观立论。有些论著读完之后，往往给人有“见木不见林”之感觉。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尽管存在着某些不足，但对于我国的学术研究仍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和启发作用。因而，我认为我国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除了应继续发挥过去的优良学风外，还应注意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应树立严谨的学风，以第一手资料为研究基础。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在我国的中哲史研究中往往有这样的现象：或过分强调为社会现实服务，以当时的政治原则来裁剪哲学史上的思想资料；或基本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命题和思想；或受学术浮躁之风影响，学术论著以第二手乃至第三手资料为研究的主要依据，从而使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现代化”、西洋化和肤浅化，与研究对象的原貌相去甚远。其病根是，缺乏对研究对象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仔细地阅读和全面地分析。我们并非反对历史与现实、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并非拒绝在研究中参考后人、今人乃至外国学者的论著，而是强调：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的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哲学家的原典是最基本、最主要的依据。离开了这一研究之本，其工作好似南辕北辙，其结论肯定是错误的。

第二，应以问题为中心，组织多学科的学者进行共同研究。中国古代的著名哲学家往往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如孔子既是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和政治家，庄周既是哲学家，又是文学家和美学家。如果仅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往往容易以偏概全，产生片面性。到了中国近代，情况就更加复杂。一位哲学家的思想来源，既有民族传统文化的成分，又有西方近代思想的理论，既有自然科学的学说，又有其它社会科学的理论，仅凭哲学工作者一方面的研究，有些问题是很能难说清楚的。因而，对于中国哲学史上某些疑难问题，实行以哲学专业工作者为主，同时联合其它专业的学者一起研究的方法，可能会取得更好的效果和全面的突破。日本京都大学狭间直树教授主持的梁启超与日本明治时代思想关系的研究就是一种成功的尝试。

第三，应拓展学术的空间，开展对儒学海外传播史或东亚儒学史的研究。儒学虽起源于齐鲁大地，但它不仅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对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整个东亚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世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们除了要研究中国境内的儒学发展史外，还应研究儒学在东亚的传播史，比较中、日、朝三个民族儒学的同与异，以促进东亚儒学研究界的互动，加深国内的儒学研究，更全面的认识和评价儒学的历史作用和世界意义。

第四，应大力提高研究者（尤其是青年研究者）的外语水平，以适应21世纪国际学术交流的需要。学术界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在文字上只要能阅读古文就行了，外文好不好没关系。如果说，因为种种原因这种观念在上一世纪学术研究中仍有一定的适用性的话，那么，在世界一体化的21世纪这种观念就难以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必须更新。理由之一是，中国哲学与文化已逐渐成为一门国际学术界的“显学”，要与国外同行对话并吸取外国学者的优秀成果，必须精通一门外语。理由之二是，随着世界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和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新的东学西渐与西学东渐的互动局面业已形成，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一起日益为世界各国人员所关注和喜爱，我国需要有较高外语水平的学者去宣传自己的民族哲学，以推动中国哲学进一步走向世界。

 
注释：

[1] 蜂屋邦夫著，隽雪梅，陈捷等译，《道家思想与佛教》，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2][3][4] 辛冠洁等编，《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27，39页。

[5][6][7] 沟口雄三著，索介然、龚颖译，《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7页。

[8][9] 福永光司著《荘子：古代中国の実存主義》，日本中央公論社，1985年第42版，第20、28页。

[10] 小野泽精一等编著，李庆译，《气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0页。

[11][12]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8、11页。

[13] 同[1]书第4页。

[14][15][16] 沟口雄三著，赵士林译，《中国的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7、94、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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