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这类题目的文章，都喜欢从饮食生活取材。例如邱书开头便讲筷子。中国人和日本人都用筷子，但中国筷子两头一样粗且长，日本筷子一头尖且较短。中国人是会餐式，爱吃肉，几个人同时用筷子伸向菜盘，所以要长的；日本人爱吃鱼，从鱼骨头里剔出鱼肉，所以要一头尖，且因采取分食制，一人一份，无需长而粗的筷子。“中华料理”讲究山珍海味，大鱼大肉；“日本料理”则讲究鲜度，以刚钓上的鱼，从后院拔出来的萝卜、当地当天的豆腐为上乘。据说有一个日本地方市长招待一位中国高干吃饭，上了当地豆腐，中国人竟生了气，认为“看不起人”。原来邱先生是一位美食家，既写小说，又讲生财之道，且精通料理。他认为日本人的味觉堪称“世界第一”，不但压倒法国，而且胜过中国。

    讲到同文，邱认为形同而实异。汉字是象形文字，一个字有一个字的意思，而且可以望文生义。日本虽有汉字，假名也是从汉字来的，但日本文化是“注音文化”，假名可以为汉字注音，也可以为罗马字母等各种语言标音，因此日本吸收外国新东西比中国快。这是言之有理的。日本外来语字典厚厚一大本，全是片假名；汉字则不行，西方新语要意译，否则莫名其妙。例如“五四”新文学时期，出现过“因士波里纯”、“费尔泼赖”之类，成为鲁迅妙笔生花的题材。“可口可乐”、“奔弛”被称为佳译，是因为既叶音又能望文生义。邱永汉先生是“四通”人，他认为汉字对中国维护统一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因为南方人同北方人尽管语言不通，都能用自己的方言读懂汉字。日本有一部《古事记》，全部用汉字写成，因为当时还没有假名，汉字用来读日语，有的形声，有的会意，变成一部“天书”，不是专家，谁也啃不动。然而如今用规范化的译法来译外文固有名词，把许多子音都译成方块字，读起来拖泥带水，佶屈聱牙，实在令人难受。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译作“切尔诺梅尔金”呢？把两个夹塞儿的“尔”字省去不好吗？闽粤人无卷舌音，“尔”字念作“你”，一定会倒胃口。我十分赞同杨绛女士的高见，译音读起来反正不像，不如照录原文，将来罗马字拼音推广了，老幼能读就好了，目前可从学术著作试点。这是题外话，就此煞住。

    却说邱永汉力图让日本人理解当前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惜立场不同，讲出来的道理就不一定都“通”。例如，他说中国人是“商人气质”，最会讨价还价，最不适于共产主义体制；日本人是“工匠气质”，按公定价钱做买卖，最有“群体主义”精神。于是他示意日本人向中国人报价时要抬高一些，然后让一些。否则中国人会认为“东洋人一点儿价钱都不让，太不够朋友”。他又提醒日本人，同中国人打交道，不能光会走前门，要懂得走后门（尤其是结交“高干子弟”）；不要只找部长、市长，要同下面管实务的科长、股长搞好关系，但要切记中国法律规定贪污一万元人民币以上的要杀头，因此最好是请客，一次请几万元都没事，因为中国干部讲究公款吃喝玩乐，云云。
    《中国人与日本人》也有一个“谜底”，翻到最后便真相大白。原来邱先生认为日本人反正不了解当代中国人，因此对华投资最好同港台商人合作，通过他们穿针引线，办起事来就顺手得多了。结语是：“具体事宜径洽东京……邱永汉事务所”。

    写到此处，不禁想起北京崇文门外王麻子刀剪馆门前的一幅对联：   
    腕底走霜锋，镂月裁云，得心应手；
    案头挥血刃，雕龙剪凤，快意怡情。
    然而，“日本之谜”忽然变成“中国之谜”，“谜底”竟是一个“事务所”
，岂非又遇到一个topsy-turvydom？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难得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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