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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中国古代文论范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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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3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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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1 ，这种意向在早期的批评史撰写者中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几部批评史著作开始比较自觉地注意到了古代文学理论演变历史的梳理与研究，对一些理论命题和范畴的发生、发展作了大量的追溯源流、考察流变、阐释内涵的工作，与一般批评史著作的平面化叙述比较已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又毕竟要服从批评史写作的目的以及框架结构的要求，所以不能充分展开，因而终不能取代理论专题和范畴的研究。理论专题、范畴研究之所以有别于批评史研究，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往往是那些构成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主要命题或概念，研究的目的也不单单是为了描述、还原研究对象，而更重要的是对研究对象之理论意涵作出现代阐释，这就决定了它们不能仅只从史的角度，不能仅只局限于某一个文论家或某一时期的材料，而是历时性考察与共时性研究相结合，就某一重要理论问题或范畴加以梳理、阐释。由于理论专题和范畴史的研究目的在于考察、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发展历史和内涵特质，所以不但是探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一项基础性工作，而且对于当代文论的建构亦具有提供理论资源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意义实在不可低估。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专题和范畴研究所以重要，最主要的一点即是它关注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构件所包蕴的理论内涵。对于古代文论的建设来说，这一点尤具特殊意义。如果说史的研究更多地与文学史相关的话，那么论的研究——专题与范畴的研究则更能吸引理论家或理论史家的兴趣。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古人的文学思想并非只属于历史，更不应视为历史的陈迹，它们依然焕发着理论的活力，可以在重铸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工程中发挥巨大的作用。”2 对于这一问题，笔者也曾在有关论文中作过阐述3 ，故这里不再展开。正因为如此，理论专题和范畴研究便一直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重点之一。早在本世纪初，一些古文论研究者便在梳理史料和考辨史实的基础上对有关理论专题或范畴进行考察，如对于传统文论史上的“体”与“派”、“神”与“气”、“动”与“静”、“文”与“质”等问题的考释。其后，视野逐渐开阔，考察范围逐渐扩大，内容广泛涉及文学的价值论、本体论、发展论、文体论、创作论、作品论、批评鉴赏论等方面，传统文论中的重要理论命题和主要范畴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梳理、研究，在史料征引和义理阐发上较前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科学研究的观念和方法的逐步拓宽，古代文论研究领域也及时地革新自己的研究观念和方法，体现在理论专题和范畴研究方面，便出现了从文艺心理学、文化哲学、比较诗学等角度切入古代文论的有关命题或范畴，对其内涵特质进行阐释的新的研究情况，因而使这方面的研究上了一个台阶。
但是，无庸讳言，在以往的理论专题和范畴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早期的研究，由于研究者从观念到方法还没有跳出旧学的圈子，因此理论视野较为狭窄，基本上还是在“以古释古”，“述而不作”，不能深入地发掘所要研究的命题或范畴之理论特质，故而离创造性的阐释尚有较大的距离；研究范围亦较为狭窄，选定的专题或范畴主要集中在关于文学的功能、价值思想方面，而对于大量的关于文学本体论方面的命题和范畴则注意不够，则说明还缺乏整体观照传统文学理论体系的意识。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虽然能自觉不自觉地以域外文学理论为参照坐标，对有关命题或范畴的理论意涵加以阐释，但是有时又走向了“以西解中”的另一极端，削传统文论之“足”以适西方文论之“履”，研究者以西方文论为尺度，经过一番精心的剪裁，传统文论命题和范畴便被“异化”，被纳入与自己完全异质的另一话语系统，成为西方文论的一种注释。在这方面，五十年代以来至七十年代末的研究，由于受前苏联文艺理论模式的强制性约束，对古代文论之理论内涵阐释不得不适应这一模式，最典型者莫如一些研究者曾经试图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之区分来分析、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进程，另外对某些文学观念或美学概念勉强作阶级划线排队，也是明显地受到了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八十年代以来西方现代文学、美学的种种观念和方法陆续被译介过来，并且迅速产生了“泛时效应”，影响所及，古代文论研究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将传统文论的一些命题或范畴与西方现代文论或美学作简单比附，如把传统诗歌审美论附会为“模糊美学”，把“味”说称为“接受美学”，正好犯了罗根泽曾经批评过的学术研究中“揉合异同”而“流于附会”4 之忌。这就引出了一个视界融合问题，即我们在通过中西比较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作现代阐释时如何缩小乃至消除研究主体的知识结构、思维习惯与传统的知识特点、思维义法之间的文化差异的问题。
这并非是说比较的方法在古代文论理论专题和范畴研究中不可采用，事实上从中西比较的角度来观照传统文学理论在本世纪的古代文论研究中一直被采用着。如王国维研究传统诗学就是“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5 ，而陈中凡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则采用了“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的方法6 。《中国诗学大纲》的作者杨鸿烈说自己的研究是“把中国各时代所有论诗的文章，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归纳排比起来（这里所说的”严密的科学方法“实际上就是采用西方文学理论的逻辑分类思想——著者），并援引欧美诗学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来解决中国诗里的许多困难问题”7；另一批评史研究者方孝岳则提出了“比较文学批评学”的概念，认为“‘海通以还’，中西思想之互照，成为必然的结果”，而“‘‘比较文学批评学’，正是我们此后工作上应该转身的方向”8。同样， 钱钟书主张在研究中要探讨古今中外共同的“文心”，这是因为他认为“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所以在《谈艺录》中“颇采‘二西’之书，以供三隅之反”9 ，也正因为如此，钱氏《谈艺录》、《管锥编》在沟通中西文论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对当代中国的古代文论以及比较文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朱光潜说自己的《诗论》是运用文艺心理学的基本原理，来讨论诗的问题，“对于中国诗作一种学理的研究”10 ，而在他看来，“一切价值都由比较得来，不比较无由见长短优劣。现在西方诗作品与诗理论开始流传到中国来，我们的比较材料比从前丰富得多，我们应该利用这个机会，研究我们以往在诗创作与理论两方面的长短究竟何在，西方人的成就究竟可否借鉴”11。钱钟书、 朱光潜、梁宗岱、宗白华等在研究中取得的成绩，与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是分不开。
此外，我们尚须指出过去大量的理论专题和范畴研究，在对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及其结构特点的整体把握方面力度不够，有的甚至缺乏这方面的自觉意识。在已有的研究中，传统文论中的关于文学价值、文学发展、文学本体以及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风格论等等理论专题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概念、范畴，鲜有未被注意到者，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梳理与阐述，但是这些理论专题和范畴是按照什么样的逻辑依据展开的呢？它们之间是依照何种方式与次序结构在一起的呢？这些问题在做单个概念范畴的考释时不一定也可以不涉及，但是当我们在作一个理论专题或一个范畴群的研究时，就一定不能忽略掉了，因为正是它们体现了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结构特点。问题在于这些逻辑依据、结构方式与次序以及我们在前面所谈到的中国传统的知识特点和思维义法在古代文论中到底存在不存在呢？回答是肯定的。中国古代文论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具有深厚的文化、哲学的土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话语系统，这些如果没有一定的深层逻辑依据和结构原则确实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一边对传统文论之特殊魅力赞叹不已，一边又认为它纯粹是属于经验型的、感悟式的，缺乏逻辑与系统，此便不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关于文学的理论了，而是将它视为一个古老东方的“文化寓言”、“文化童话”了。而当我们这样认为时，正好说明在评估系统中有一个参照物，这就是西方文论的理论形态，“除却巫山不是云”，面对不同于西方文论的中国传统文论，对它的独特的理论形态，不是积极地体会、接受它们，而是怀疑它们的存在，这正是人们在西方学术长期影响下形成的一种文化认同方面的遮蔽。知识、理论可以有不同的形态，我们不能要求其只能以一种模式存在，因而不能认为我国古人对于文学的思悟、体会、言谈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批评论著不是一种关于文学的“知识”。
我们在本节开头曾提出古代文论现代转化的核心是范畴体系，之所以如此，是由这一“转化”的价值追求所决定的。当代文论话语系统在重新建构过程中所需古代文论之参与，绝非是为当代文论提供一种寻章摘句式点缀品，而是对古代文论资源的有机利用，使其融入当代文论中来，具体而言，就是吸收其内在思维特性，选择其合理的观念、范畴乃至体系，以增加自身的民族文化底蕴，从而实现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之目标。正因为如此，在近年来的古代文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趋向，就是在已有的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深入到对传统文论范畴之思维特征、逻辑义法、认知模式、指述方式以及其内在的体系结构特点展开研究，以充分认识把握古代文论的理论形态，有论者将这一现象概括为是“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并且认为这种“从微观渐及于宏观，从对概念、范畴的诠释逐渐拓展、深入到对我国古代文论或美学思想体系的深层研究”，是实现对我国古代诗学体系、文学理论体系或美学思想体系的整体把握以及进行现代阐释的一条有效途径，因而对当前中国古代文论现代价值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12。所以，无不值得我们充分注意。
三
但是，由范畴研究深入到体系研究，并进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形态作出清晰的体认和准确的阐释，又毕竟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其中存在着许多方法论方面的问题需要研究者认真思考，因为正如我们前面所言，成功的现代阐释对于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如果我们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看作是与当代意识的一种成功的接轨的话，那么其中便存在着一个如何使其在方法和规范两方面适应当代学术水准的问题，因为任何对传统文化、学术资源的汲用，都不得不受到当时的学术方法和规范的制约。所以，讨论方法论问题绝非是多余。
首先，对于“现代转化”，即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人认为所谓“转化”就是用在本土和外来文化基础上形成的现代汉语学理把古代意识转换为现代意识，或曰将古代文论翻译成现代汉语学术思想文化；有人认为把古代文论概念范畴的原意解释清楚就是转化了，因为这种解释就是现代的阐释；有人认为现代转化不一定要绝对地忠实古人，可以通过某种“误读”、“曲解”来为其注入新意，因为“转化”就是一种发展。而我们的看法则是应该以“视界融合”为前提，通过创造性的阐释，发掘传统文论的意涵，厘清其思维特征、基本范畴、形态乃至体系，同时通过必要的评估来彰显传统文论中所蕴含着的理论价值。“转化”的重点应该放在传统文论范畴体系的体认和建构方面，同时尝试运用传统文论概念范畴进行思维以及运用与理论批评实践，以激活之，或曰活化之，从而使其真正参入、融合到当代文论话语系统中来，如此也就实现了“现代转化”的目的。“转化”是对传统资源的真实汲取、利用，而不是通过简单比附为其作现代包装，或者进行偷梁换柱式的改写，所以“翻译”、“误读”云者，皆不可取。当然，原封不动搬来就用，不进行必要的现代阐释和价值评估，必定食古而难化，让现代人之文化“胃口”承受不了，因而无补于当代文论话语重建之事。
其次，这里之所以一再强调“现代阐释”与“建构”两点，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殊性所决定着的，这便涉及到了传统文论范畴及其体系的理论形态特点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笔者曾经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13 一文中从传统文论范畴的哲学基础、思辨特征、认知体性，传统文论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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