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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并在不同程度上加入这一全球化进程。因此,我们用以思考和表达的语言,已不再是古代的了。现代性中的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不是中国古代的东西,而是源于西方的。我们今天的立足点早已转移。如果无视这一前提而假想我们拥有与孔孟老庄一样的立场,那是不现实的。王国维在著名的“境界说”中,把词的境界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隔”与“不隔”;把诗人分为“主观诗人”与“客观诗人”,这表明,西方分析色彩的二元对立的概念,已经是王国维谈论中国经典的元语言了,但王国维的成果仍然是中国式的。我们今天谈论的中国古典方法无不浸透着现代色彩,东西方交流的成果已经融入我们的基点。明白这一点,我们也就没有能退回去坚守的据点了,只有往前走。我们早已走在现代的路上。现代中国没有什么不好,它包含了传统,虽然也许不“纯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不再会以“四海臣服”、“王天下”的形式来达到。全球化已经把我们抛入沟通和交流的进程,在此,任何孤立板结的思想都很难存活,而只有在交流和互相吸取中,一种文化的影响才能发挥出来。
如果承认上述两个事实,就应坚持我们已走的路。对于现代中国文论而言,它的来源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东西方的所有理论资源都是不能偏废的,而在某一时期则可有所偏重。从王国维起我们开始研究西方,但至今为止,由于种种干扰,这一研究还远远不够。因为见效尚不大就准备放弃而另起炉灶,是不可取的,将来也还必然要再重做。这是中国文论今天的历史命运。西方思想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并不神秘,在排除了各种外部干扰后,只要坚持做下去,会有收获的。只是,我们要的是有效的收获,每走一步都给学科增加积累,扎扎实实的,不要急于求成。
三
笔者在此之所以要强调经典研究,并把它作为通达文论话语有效性的途径,是因为它们是文艺学科的基本的理性资源。在现代性遭受批判的审视之际,张扬作为现代性标志的理性,这是否不合时宜?
在对现代性的批评审视方面,有一种很强大的理性抛弃论的声音,例如法兰克福学派就是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一派。对他们指出的现象,我们没有异议,因为理性(包括技术理性、工具理性) 的确是我们深陷现代性的泥潭的根本原因。但是,抛弃理性作为解脱之道却大成问题。抛弃理性,我们立足于何处? 有理性的立场,反理性的立场,莫非还可能有超理性的立场? 超理性的时候我们置身于何处? 如果没有超理性,那么,我们只可能有感性(审美性) 的立场,也就是对理性带来的灾难作出的情绪性反应。而按刘小枫的看法,这种情绪性反应正是现代性话语的典型表现。刘小枫指出,在现代性形成处,作为对宗教性彼岸世界的对抗,开始了社会的凡俗化(此岸性) 进程。这一进程的社会性层面表现为合理性,个体性层面的表现就是审美性。审美性臆造了一个自足性结构,把我们框于其中享受此岸的乐趣。这正是现代性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审美性并不只表现于现代艺术及文学作品,而且(也许更多地) 表现于散文诗式的哲学话语[1 ] 。因此,那种兴会式、感悟式的文论话语有其现代性根源。
这一局面向我们表明了相互联系的两点。第一,现代性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基地,我们用来批判地审视它的任何一种立场,可能都仍是现代性的。第二,因此,也许只有在两种现代性中作二者选一:要么以个体性层面的审美性作为批判审视的立场,要么以社会性层面的合理性作为批判审视的立场。但个体性的情绪性反应只有助于表明我们的情感态度,却无助于学术话语系统的积累和增长。因此,我们必然要借助理性(合理性) 的话语来反思知识学术。
刘小枫在他的现代学理论建构中,对陷入某种“现代性知识—感受的欲念冲动和情绪宣泄”极具防备心理,提出要用“关于现代性的话语”即现代学,取代“现代性话语”[1 ] 。这一“关于”也就是拉开一个“知识学的观察审视距离”。此话极当。我们可以在兴会和感悟中作诗,却不能以兴会和感悟开拓学术认识,包括文艺学的认识(事实上,这种“现代性知识—感受的欲念冲动和情绪宣泄”并不仅仅在诗性话语中出现,它与学术认识混成而为一种以“肯定性—否定性”为标志的学术话语:论述和论争只是为了肯定或否定某种说法。这也正是当代文论话语行之不远的原因之一) 。但是,必须意识到,这一“知识学”的立场却是一种理性立场,因而仍是一种现代性立场。因为在拉开一个“知识学的观察审视距离”以后,我们自己在哪里? 这一“距离”表明,我们实际上还在理性中。这一距离就是理性审视的距离。也就是说,我们仍未离开现代性话语。我们仍然是以现代性话语反思现代性,以理性话语反思理性。约翰•汤林森曾以此批评法兰克福学派道:“他们要在理性本身之外找寻批判‘理性’核心题旨的立足点。这实在是目标远大但却非常危险的举动。理性思想(的历史)结构之外,再觅思想的依托,如何可能呢?”[2 ]我们可以离开“知识”与“感受的欲念冲动和情绪宣泄”的那种现代性,但并不能离开合理性的现代性话语背景,因为我们借以思考现代性的元话语就是理性的。
应当指出,几百年来,恰恰是在理性思想的历史结构中,理性的种种弊端得以显现。揭露出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狭隘性的,并不是别的什么,而是理性自身。在人们不知自己身处何地之际,只有理性还能昭示我们一个相对性的位置。任何对理性的极端滥用或狭隘化并不足取,但任何抛弃或超过理性的假设也都是没有着落的。恰当的提法应是:适度的理性。
适度的理性意味着既立足于理性,又把它的作用控制在适度之中。具体地说,它意味着三个方面:第一,恰当地应用理性的功能,对我们居住的世界加以观察和反思,即在康德意义上的综合、判断及把握;第二,对理性本身保持批评性,也即不让它过分膨胀,走向极端化、制度化;第三,采取随顺性姿态,进入和参与现代性进程,而不故作超脱。对现代文论而言,它也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使用有效的、即学理上透彻的文论话语审视文艺现象;第二,对文论元话语保持批评性,清除其僵硬板结处;第三,对文论现代性进程既进入参与,又施以批判的眼光。这些也正是通达文论话语有效性所需要的理论姿态。
[参 考 文 献]
[ 1 ]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 . 上海:三联书店,1998. 299 - 307 ,4 - 5.
[ 2 ] 约翰•汤林森. 文化帝国主义[M]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74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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