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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问题中的两个关键词：现代性与意识形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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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8:54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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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力量直接干预非西方国家的内政之外，他们还通过由其控制的国际经济机构，将接纳西方式的价值体系作为提供经济援助的先决条件，例如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在这方面就充分暴露出意识形态全球化的消极一面，它对非西方受援国往往持有双重标准，将西方的价值体系附加在经济援助之中。另外他们也经常用经济制裁的手段迫使那些在人权之类问题上持不同政见的非西方国家就范，如对于伊拉克、伊朗的长期经济制裁就是突出一例。
然而西方社会的这一做法在非西方发展中国家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抵制和反对，包括非洲、拉美地区和东正教国家等，反抗尤力的当数穆斯林国家和亚洲。这种来自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抵抗甚至使得西方政府在处理某些小事时都显得力不从心、寸步难行，例如在新加坡对一名破坏公共设施的美国青年实施鞭刑、古巴男孩埃连回国等问题上，美国政府都不得不采取退让的态度。另外，西方国家在联合国机构中推行其价值观念的图谋也因非西方国家的联手反对而连连遭挫，如2002年第58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会议以具有明显优势的票数首次否决了欧盟和美国关于谴责伊朗的提议，放弃了18年来在该会议上批评伊朗的惯例；同样在此次会议上，美国首次没有被列入成员名单之列，而中国则以高票再次当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成员。由此可见，西方价值观念的全球漫溢并不能泯灭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本土固有的需要、信仰、习惯、趣味，进而造就一种大一统的意识形态。
上述情况昭示了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的一般状况，最终反映着西方发达国家与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实力上的较量和抗衡。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意识形态是指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的贯穿在并奠基于我们实际陈述的那些价值观结构，我说的是在其中我们言说和信仰的方式，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亦即情感、评价、感知和信仰的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维系具有某种关系。”（注：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3.）不妨这样认为，一种价值体系是否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除了这种价值体系本身的新进性、合理性和完善性之外，恰恰体现着其背后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主要视其是否植根于强大的经济实力之中，最终还是要凭经济实力说话，在这一点上并不管你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如前苏联，随着其国力的沉浮盛衰就经历了其文化魅力由弱变强又由胜转败的悲喜剧。总之，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也同样会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进而主动去推广和传播其文化传统、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使其得以发扬光大。
这一切正在我们眼前发生。当今非西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等方面确实显示了冷战时代不可比拟的强健的生长性，显示了异军突起的明显势头，像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以及90年代末成功抵御了震荡全球的金融风暴，就是极其精彩的篇章。正是以这种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为坚强后盾，非西方发展中国家的信心和底气倍增，民族复兴之梦开始在脑际萦绕，振兴本土文化的宏愿也在心中勃勃涌动。就从“全球性”为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趣味风尚等提供了广阔空间这一点来说，全球化浪潮给人类带来的既不是灾难，又不是福祉，而是机遇，是一个新的起点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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