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原因在于国家控制力与法律精细化的不同。杨珍《清朝权臣与皇权的关系及其特点》(《清史论丛》第十八辑)考察了康熙初年的鳌拜、康熙前期的索额图与明珠、雍正初年的年羹尧与隆科多、乾隆后期的和珅以及咸丰中后期的肃顺等七个清朝有名的权臣，分析了他们出现的历史机缘。认为清朝皇权能够最大限度地约束权臣，使之为皇权的进一步集中、巩固发挥积极作用，同时将其对皇权的威胁，限制在相对较小的范围内。而清朝权臣对皇权的依附性，也超过包括明朝在内其他王朝的权臣。赫治清《清代邪教与清朝政府对策》(《清史论丛》第十八辑)对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一词进行溯源，详细论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邪教”概念及其内涵的演变，集中阐述了清代“邪教”的六大基本特征、清朝政府有关“邪教”问题的七大对策、清代邪教屡禁不止的原因，以及清代邪教与民间宗教、秘密教门、农民起义关系等问题。林乾《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清史研究》1期)通过研究这一具体律文及例的变化，揭示了清代两个法律主体——旗与民的法律关系调整及其意义，指出虽然清代在对旗、民“同罪异罚”的调整上做出不懈的努力，但此一问题直到晚清变法时期才得到根本解决。而常书红《清代北京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期)从整体上对清代旗与民一体化过程进行了论述，得出了与上文相近的结论。在社会阶层一体化问题受到关注的同时，地域的一体化也有人论及。卢建一《试论清代闽台一体化的形成》(《东南学术》2期)则从行政、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对康熙统一台湾后闽、台之间的一体化进程进行了研究。汪毅夫《清代台湾的幕友》(《东南学术》1期)则从《清实录》及清人文集的材料出发，对清代台湾官员辟置幕府进行了研究，得出清代台湾与福建幕府之制具有同一性的结论。王雪华的《清代吏员的录用、迁转与离役》(《武汉大学学报》5期)简略阐述了清代吏员的选拔、考核等管理规定。马自毅的《“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历史研究》2期)和戚学民的《<政治讲义>文本溯源》(《历史研究》2期)是两篇研究严复的文章，分别澄清了严复研究中某些误解。陈亚平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与清末修律辨析》(《清史研究》1期)认为，清末签署的《中英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并不像过去多数人所评价的那样是“屈从帝国主义意志”，而是清政府主动提出的修律要求，是当时中国社会观念变迁的必然选择。有关论文还有龚汝富的《清代保障商旅安全的法律机制——以<西江政要>为例》(《清史研究》4期)、张小也的《健讼之人与地方公共事务——以清代漕讼为中心》(《清史研究》2期)等。
三 民族及中外关系
近年来，民族和边疆问题是清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除了档案和文献不断整理发布以外，本年出现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利用综合、多学科的方法，对制度、政策以及事件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杨强的《清代蒙古族盟旗制度》(民族出版社)一书，就蒙古盟旗制度建立的背景、过程、具体的行政体制以及清代对蒙古的立法与管理，蒙古族的宗教、婚姻等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杜文忠《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一书，全面考察了清代治边法律、政策的历史，采用法律学、民族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学术视角，对回疆、苗疆做了细致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对清朝的民族立法、司法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进行了考察，提出了“文化边疆”的概念，同时也指出，清代人口激增引发的大量人口向边疆地区流动，造成整个国家“制度供给不足”，是影响边疆法律制度、民族政策的主要因素。孙镇平《清代西藏法制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则具体考察了清代西藏地区的法制史，作者从清代治藏采用“从俗从宜”的立法思想出发，将清代治藏历史分为前期、中期、后期三个阶段，最后从总体上对清代治藏法制的发展规律、制度特色、作用和借鉴意义等方面作了总结述评。李华川《晚清一个外交官的文化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以活跃在晚清的外交家陈季同为个案，应用大量的中、法文资料，考辨了陈氏生平的三桩公案，以及其中西文著述与社会活动，对其思想观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此外还有牛海桢《清代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政策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等。
论文方面，孙宏年《清代的中越边境事件及其影响略论(1644—1885)》(《南洋问题究》1期)，考察了1644年—1885年间中越陆路边境地区，因匪乱、偷越国界或其他意外事件而引发的多起边境事件。在处理这些事件的过程中，清王朝不干涉安南内政，而越南各王朝统治者都注意维护宗藩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关系。张丹卉《论明清之际东北边疆城镇的衰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期)认为，明清之际后金采取的“毁城迁民”政策，使明代以来辽东地区兴起的城镇遭到毁灭性打击。康熙中期，由于大量人口外迁和清朝在东北实行的封禁政策，辽东城镇仍未恢复元气。吴元丰的《清代乌鲁木齐满营述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3期)利用一史馆所藏满文档案，论述新疆伊犁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厄鲁特营、察哈尔营和乌鲁木齐满营、巴里坤满营、古城满营及吐鲁番满营的组建、建制、官兵挑补、装备及防务问题。成崇德的《论准噶尔政权》(《卫拉特研究》1期)、柳陛祺的《1727—1728年卫藏战争前后清中央的治藏方策》(《民族研究》l期)、潘向明的《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教派问题刍议》(《清史研究》3期)等文，也很值得关注。吴伯娅《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耶稣会士书简与清代档案的比读》(《清史论丛》第十八辑)利用近年出版的《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和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对雍正朝严厉禁止耶稣会士传教政策进行讨论，指出雍正的禁教措施，是清廷海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政策的核心就是闭关自守。它虽然有一定的防御作用，但堵塞了中西文化交流。吴伯娅《乾隆年问的朝鲜使者及其访华日记》(《首都博物馆丛刊》)，则介绍了18世纪中朝关系中的重要人物朴趾源及其《热河日记》在清、朝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陈万成、罗婉薇的《汤若望的<主制群征>与翻译》(《中国典籍与文化》1期)，以《主制群征》所论神经与骨度两节为例，审读原书，考校翻译，并对东方读者的“误读”进行考查，认为西学东传，传教士的著述意图(传教)与东方读者的阅读意图(考究实学)错配，此现象并不罕见。在这种环境下，翻译的偏正精粗，对读者理解上的正误，以及西学东传的实效，至关重要。有关论文还有李晟文的《从基、儒关系看明清时期基督教的中国化趋向》(《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阎国栋的《十八世纪俄国汉学之创立》(《中国文化研究》夏之卷)。在澳门史的研究中，表现出由过去的通史性研究转向专题研究的特点。如杨仁飞的《清代中叶澳门绅士群体分析》(澳门《文化杂志》夏季刊)，利用东波塔档案，研究在澳门华人社会中出现较晚、且人数不多的绅士群体，分析其群体构成、社会职责和社会地位。该文提出，澳门绅士群体是中国官府与澳门华人社会、澳葡社会之间的联系桥梁与中介人，其作用突出表现在嘉庆年间协助香山县处理澳门涉外事务方面。汤开建的《葡人驱盗入居澳门说新史料》(澳门《文化杂志》夏季刊)，征引台北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室所藏晚明韩霖《守圉全书》卷三的《委黎多报效始末疏》及葡文资料，认为早期葡人学者所主张的葡人在帮助明政府驱逐盘踞在澳门的海盗后才得以侨居澳门的说法是成立的。
四 经济、赋役及交通
清代经济问题的研究是近年来一个持续不断的热点，学者根据当前各种社会问题的需要，从而将视角延伸到清代，对各种资源、环境等问题都大量涉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祁美琴《清代榷关制度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以文献档案为基础，从清代榷关的设置与沿革、内外部组织与管理、人事管理制度、榷关税则与税率等几个方面，对这一重要财政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书后附有5个统计表，也颇具参考价值。刘正刚的《东渡西进——清代闽粤移民台湾与四川的比较》(江西高校出版社)是清代闽粤移民海岛台湾与内陆四川的两种不同模式——海岛模式与内陆模式的比较研究。该研究的大框架是中国古代海洋历史文化研究，从具体的闽粤移民个案出发，主题涉及海洋历史文化诸领域的各种理论，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方向。陈支平著《民间文书与明清赋役史研究》(黄山书社)，分“明代卷”和“清代卷”，其中一章专门论述清代徽州的赋役册籍与基层实态。
论文方面，陈锋的《20世纪清代财政史研究》(《史学月刊》1期)是对近百年研究的综述，作者将研究分为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并对不同时期的研究特点进行了总结。申学锋《清代财政支出规模与结构演变述略》(《学术研究》7期)将清代财政支出规模分为咸丰之前的逐渐扩大期、咸丰初年至甲午战争的迅速扩展期、甲午战后的急剧膨胀期三个阶段，指出演变的原因除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迁外，政治制度的腐朽与吏治的败坏亦是重要原因。郑哲雄等人的《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3期)则研究了川、湖、陕交界地区因人口涌入而导致的经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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