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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专业化与组织化的理论与历史考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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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9:1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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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产生。最主要的制约还是来自于有限的资本规模。流动经商的过程中，如果专业化的报酬越高，必须储备更多的糖饼和小百货商品，因此需要更多的商品资本投入，这样交换所得才能相应增加。如果不突破资本的限制，没有足够数量的担头奔走于各条线路、各个站点，提供住宿、储藏和补充货源的服务就不可能专业化。一旦行商(担头)和坐坊之间的分工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行商规模的扩大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双方报酬的提高。因此，专业化水平和报酬收入的提高，还是需要为行商解决资本规模的限制。要使更多的人加入到行商的分工组织中，唯一的限制条件就是起始资本规模。当社会分工已经不容许个人种植糖梗——制糖——敲糖时，就必须有一笔垫付的资本，担头因此而开始从业。
如果有借贷，哪怕是高利贷，这个问题也就能得到解决。但是，借贷信用不发达的年代，更不用说雇佣资本。敲糖帮提供的资本，不是借贷资本，也不是雇佣资本，而是介于借贷资本和雇佣资本之间的一种特殊形态，综合了个人的人力资本的组织资本。所谓不是货币借贷资本，是因为预先垫付的不是货币，而是商品资本，归还资本时用的不是货币，仍是实物。之所以说不是雇佣资本，是因为担头并不领取坐坊的薪酬，并没有将交换所得全部交给坐坊处理，而是有独立的收益的剩余(剩余索取权)。因此，促使分工的因素是在借贷信用不发达时综合了人力资本的组织资本。正是由于敲糖帮组织的存在，为进入这个行业的每一个担头，提供流动资金(实物形态)，提供方便的服务，个人可以一分钱都不用，在中途不必担心食宿，不必担心缺乏补充，全凭自己的辛勤劳作，也可以做起专业化的敲糖生意。
而如果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信用水乎比较发达，有货币的借贷资本，也许敲糖帮的分化会更明显。例如，行家和站头可以用货币与食物的交易来为担头补充糖饼和小百货商品，担头也不需要到总站结算，也不需要依靠“拢担”和“老路头”的社会关系取得坐坊的支持。货币资本在敲糖帮中出现，可以节省许多麻烦，也许其专业化水平会更高。而且，敲糖帮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也会因此而消失。如果分工结构演进，敲糖生意并未绝迹，靠的就是货币资本节省了许多组织上的协调成本，并不需要敲糖帮这样的组织，这也从反面证实了货币资本对敲糖帮的毁灭性。
解放后敲糖帮组织被迫解散，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完成后流通活动遭到严厉禁止的极左政策背景下，“敲糖”生意在国有、集体所有制商业渠道的夹缝中，在政府的严厉管制下，依旧在前辈们活动过的大江南北走村串户，纵然没有了“敲糖帮”组织的强大支持，但是靠着少量的货币资本，仍旧可以得到低水平的服务，在义乌的地下市场、供销社、收购站完成一次曲折、持久的物物交换。在专业化的形态上又有了新的表现，首先是从敲糖帮高度的专业化和组织化蜕变到了只能偷偷摸摸的鸡毛换糖，这是因为产权制度和分工结构的强制约束，鸡毛换糖在“资本主义尾巴”之列，其他商业流通的行业又为国有、集体商业机构控制，这导致了专业化分工的大倒退。但是只要产权制度、资本积累和分工结构稍有松动，专业化的步伐就会加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义乌的敲糖生意掀起了高潮，一下就有上万人手持大队、公社的证明，做起了鸡毛换糖的生意，客观上需要在义乌有一个类似于坐坊的大本营，这也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初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一定的产权制度下，只要有起码的资本条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就能产生专业化分工结构的演进，义乌小商品市场有其独特的历史根源。同样，小商品市场20年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结构和形态的变迁也离不开这一规律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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