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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掷地有声。十娘怒离薛家，老蛙果然暴怒，次日便把薛家屋舍烧为灰烬。崑生没被老蛙神威吓倒，马上到青蛙神祠指斥老蛙：
“养女不能奉翁姑，略无庭训，而曲护其短！神者至公，有教人畏妇者耶！且盎盂相敲，皆臣所为，无所涉于父母，刀锯斧阖，即加臣身；如其不然，我亦焚汝居室，聊以相报！”
对老蛙的指责气壮山河，有理有据，并敢做敢当，体现出铁骨铮铮的大丈夫气概。说完便积薪殿下，准备焚烧，被众人劝住。老蛙亦惧，“示梦于近村，使为婿家营宅”。十娘也回家，登堂谢过。这哪里是青蛙神女下嫁，持宠骄人，引起的家庭纠纷；分明是贫寒人家娶了贵门小姐，由婆媳争斗，引起夫妻吵架，导致岳婿斗争的世情小说，这位农家青年面对娇贵的妻子，有权努的岳丈，不屈不挠的斗争，在斗争中塑造了一位不畏权势，坚持人格独立，坚持自身尊严，有骨气的强项农村青年形象。
（四）农民的凄凉和痛苦
蒲松龄是个富有感情的文学家，他对亲属、对朋友、对村民，甚至对山水花草也都有丰富的感情；他对当时复杂的人世，苦难的人生，江河日下的世风也都有切身的体会；他关心世事，关心人民，尤其对贫苦农民的苦难给予深切的同情；对官府向农民的纳粮摧科，欺压盘剥农民的行为深恶痛绝。因此，他写了多篇反映农民凄凉和痛苦的小说。
《种梨》是一农人到市上卖梨，“颇甘芳，价腾贵”。一披巾絮衣的道士乞求一梨，农人叱之不给。店中酒保给道士买了一枚梨，道士吃完，使将梨核种于地下：
“见有勾萌出，渐大；俄成树，枝叶扶，倏而花，倏而实，硕大芳馥，累累满树。”
道士摘梨赐观者，“顷刻向尽”，然后，用铲伐树，扬长而去。卖梨农人亦在人群中观看，待人散，看车中，梨已尽空；原来是道士做法，整治了农人。蒲松龄写此文是刺乡人的吝啬，但我们还可以想得更深更远，农人这一车梨是他一年劳动的成果，是农人一家老小的衣食所系，怎可随便送人呢？仅仅得罪了一个道士，就荡尽了农人整车的梨，可见农民生活是艰难痛苦的，处处受人欺凌，从皇帝到道士，任何一个寄生虫也不敢得罪，不然，就会飞来意外横祸，落个财尽人亡的下场。《祸翁》则反映了农村万千老人凄惨的晚境。祝村老翁死而复生，叫老妻同去，家中人以为他“新苏妄语”，经老翁再三催促，老妻才“并枕僵卧”，竟然双双死去了。对于老翁老妻的同死该怎样看呢？从老翁刚刚复苏时说的话就可以找到答案：
“我适去，拚不复返。行数里，转思抛汝一幅老皮骨在儿辈乎，寒热仰人，亦无复生趣，不如从我去。”
原来是老翁心里放不下老妻，怕老妻留在儿辈手里活活受罪，才回来接老妻的，这恰恰反映了农村孤独老人归无所终的无可奈何的凄凉晚境。读了这些话真是令人泣下，凡是农村暮年老亲，又没有孝子顺妇，很少不是遭到如此悲惨境遇的。蒲松龄长期生活在农村，对此深有感触，他在《老翁行》中写道：
“只养妻弩不养老，分养犹争月晋小。翁媪蹒跚来此家，此家不纳仍喧哗。 及到彼家复如此，嗷嗷饿眼生空花。 严冬犹服复时衣，如丐何往趁食去。……归来破屋如土墟，土苼寒衾三尺短。子舍围炉笑语欢，谁念老翁寒不眠。”在《墙头记》俚曲中也写：“养儿养女苦经营，叫爹叫娘似有情，老后衰残无争养，无人再念老苍生。”
反映的都是这种冷酷的现实。《耿十八》写“家无儋石”，贫不自给的困窘农民耿十八死后，思妻子改嫁，老母无人赡养的苦难境遇。《牛犊》写一按法交官税，“生平不解争斗”的淳厚老实农民，在野外牧牛，只因不惧虎的牛犊触死了过路的驿马，而被扭送官府，横遭官刑的痛苦遭遇。蒲松龄在写这些农民的凄凉和痛苦时，字里行间浸透着真切的同情。
（五）农民的保守与落后
蒲松龄是个讲求实际的鬼神论者，他反对巫祝，憎恶僧道，对农村的愚昧迷信活动也极尽嘲讽。他说僧道是“自己不能受辛苦，爷娘无力养儿孙”，才“剃头留发”，投到寺院来学吹打。山东大旱，僧道说是“朽骨为凶”，他不信，理直气壮，加以反驳：
“坟中死者痤三载，云此朽骨能为凶……
破棺碎骸髑髅挂，惨祸地下犹遭逢，
旱鬼已除旱愈甚，朽骨何罪尔何凶……
齐鲁被灾八十处，岂有百鬼盈山东……
莫挽天行陷殊死，哀哉滥听真愚蒙！”
《击魃行》
他也相信因果报应，但在《聊斋志异》中表现出的因果报应思想却很复杂，作品中受到因果赏罚的人物，常常是“不以数以理”，关键是人的行动，他往往用因果报应思想来惩罚作恶多端的贪官污吏，从而表现他政治上的爱憎。在《聊斋志异》中对农民的保守、愚昧、迷信、落后思想他也给以批评和嘲讽。
《毛狐》以志怪手法写一贫困、懒惰、贪心的农民马天荣，二十多岁丧妻，贫不能娶。偶遇一狐仙，相处甚恰，以为狐仙无求不可得，便直援向狐仙索金以济自己的贫困。职是靠自已诚实的劳动来解困，却想靠意外之财来改变自己的因境。狐仙赠白金五六金，尚不知足，又向狐仙求一国色为萋。狐仙答应帮其聘萋，并又赠三金作聘礼。马天荣果迎娶一女，入门一看乃“胸背皆驼，项缩如龟，下视裙底，莲舡盈尺”。马天荣中妄想“落雁沉鱼”之国色，却得驼背大足的蠢陋之女。不思劳作，努力追求，却痴想天上掉下国色天姿，世间哪有如此美事。《牛飞》是写农民的迷信和自私。某农人购一非常健壮的牛，但“夜梦牛生两翼飞去”，醒来以为不祥，怕牛丢失，便拉入市卖掉，用头巾裹卖牛钱缠臂上归来。路见一鹰食残兔，近前，鹰颇驯良。农人便把巾系鹰腿上，用臂架鹰而归，不久，鹰突然腾飞，带巾而去。因梦而卖牛，已是迷信自私，路上又贪拾遗，结果是鸡飞蛋打，两手空空。《蹇偿债》写一“少游惰，不能操农业，家屡贫”，“时无晨炊”的农民，经常向一财主借粮，借钱。死后，托生为财主家的驴，供财主骑坐和使役，后被财主卖掉，其价正值欠资。这便写了农民的愚昧、落后和麻木，欠了财主的债，甘心到财主家做驴做马，来偿债。《邑人》写一农村无赖，此辈是为害乡里，人人讨厌，官府不屑管，村民不敢惹的泼皮滚刀肉。一日，无赖被二人摄去，至市，见屠人悬半猪于架上，二人便极力推挤他。使之身与肉合。
“屠人卖肉，操刀断割，遂觉一刀一痛，彻于骨髓。”
原来是无赖作一恶梦，梦中蒲松龄让其受碎割之苦，以警其走自新之路。遭遇虽然奇惨，但可见蒲松龄对农村泼皮无赖的厌恶之情。 三、深刻地了解农民，真诚地同情农民
蒲松龄之所以能这样广泛，深入地反映农村生活，塑造多彩多姿的农民形象，就是因为他深刻地了解农民，真诚地同情农民。他一生除三十一岁应朋友孙蕙之邀，去江南宝应县作一年幕宾外，几乎都是生活在农村以“舌耕渡日”。他虽然出身于地主家庭，但到他时家境衰落了，兄弟分家时，蒲松龄：
“惟居农场老屋三间，旷无四壁，小树丛丛，蓬蒿满之。 蒲松龄岁岁游学，孺人擞荆榛，觅庸作堵，假伯兄一自板扉，大如掌，聊分内外。”（《述刘氏行实》）
可见其居室的简陋，家境的清寒。全靠妻子刘氏“食贫衣俭，中有余蓄……衣食不至冻饿。”其生活只是比穷苦农民好一些，遇到灾年，就更加窘迫，正如他在《寄弟》中所形容的：
“六月不雨农人愁，骄花健草尽白头……
尔兄一女三男儿，大者争食小叫饥。
墨耘笔耕昜（yi）斗粟，凶年行藏安可知？
伯兄衣不具，仲兄饭不足，
踌躇兄弟间，倾覆何能顾？
如登危山悬两索，手不敢移，足不敢楚，稍有不矜持，下陨无底壑。”
这样的生活境况，使他在思想上与农民就相通了，与农民的爱憎就相近了，尤其对盘剥农民，勒索钱财的贪官污吏的态度，他同农民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敢于为民请命，仗义直言。淄川的农民要到德州去交粮税，往返费时，张石年任淄川县令时。由县统一办理，经办费每石粮仅六钱，这本是对农民有益的好事。 后来张石年离任，康利贞任漕粮经承，便勒索农民，随意加重农民负担，经办费每石粮竟涨至二两一钱，引起农民极大的不满。蒲松龄挺身而出，与康利贞当面理解，款款责问，康利贞不理，蒲松龄不顾七十高龄，去济南告状，惊动了布政司，才将康利贞免职。后来康利贞贿赂了王世贞、谭无竞又要回来，蒲松龄闻听，十分气愤，不顾王、谭二人身居两位，有权有势，去信责问：“敝邑有积蠢康利贞，旧年为漕粮经承，欺官害民，以肥私囊，遂使下邑贫民，皮骨皆空……昨忽扬工而返，自鸣得意，云已得老先生荐书，晚年复任经承矣……请谕吴别加青目，勿使复渭政。”（《与王司寇》）
“今闻其厚赂显者，荐复其旧任，想一桵人肉而不忘其美，故不惜重金以购之也。老先生出福苍生……但使为猫，勿使为虎，可以改役别科。”（《与张益公同上谭无意进士》）为此，使两位显者，内心极为不快，疾恨在内·蒲松龄同孙慧是青年时代的好朋友，孙蕙为官后，他的族人，仗势欺凌乡民，武断乡曲，农民敢怒不敢言，蒲松龄不顾私交，也不顾朋友难堪，马上写信给孙蕙 ，劝其收敛族人：
“凡一人望重，则举族之人，多窃 其声灵，以作威作福。力之大者，则把持官府；力之小者，则武断乡曲，甚且族人奴仆、亲戚，亦张我之旗帜，以欺山中之良懦……凡此者，恶虽出于众，怨实丛于一人，故族人不可不收敛也。”（《上孙给蕙书》）
信中话说得很尖锐，既指出了孙蕙族人作恶乡里，又不客气地指出根于是在孙蕙身上，为此得罪了孙蕙，孙蕙回乡省亲，都不去看看当年的老朋友蒲松龄。官吏催科给农民带来极大的灾难，蒲松龄对此也极为不满，同农民的态度几乎是一致的，
他在《日中饭》写道：
“于今盛复旱如此，晚禾未种早禾死。
到处十室五室空，官家追呼犹未止！
中儋石已无多，留纳官粮者催科，
官粮亦完室亦罄，如此蚩蚩将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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