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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反映农民生活作品的纵向审视
在中国文学史的长河中描写田园风光，反映农村生活的诗人、作家是不乏其人的，但能象蒲松龄那样广泛、深刻、全面反映农村社会生活，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家却是极为罕见的．田园诗人无疑是以田园风光，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的，但是大多数都是站在农村生活之外，以旁观欣赏的角度来描写农村生活，很少有人象蒲松龄那样站在农村生活之中，以自己切身感受来反映农村社会问题．陶渊明是摈弃官场，亲涉农事的田园诗人，他描绘了幽美恬静的田园风光景色，抒写了田园劳动生活，也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凋弊和自己困窘的处境，衷达了自己怡然自乐的感受和自己内心深处的苦闷和悲哀。但是，他所描写的田园幽美恬静的风光，农民平和古朴的生活是作为污浊的世俗、黑暗的官场的对立面来描写的，田园越美好，农民越纯朴，就显得世俗官场越丑恶，所以，不能把陶渊明诗中的田园生活看成是当时农村的真实情况，其中更多是他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憧憬。盛唐出水田园诗派代表诗人也是如此。孟浩然的田园诗主要描写农村风光的宁静明秀，农家生活的简朴，农民的热情，但写的只是农村生活的表面现象，并没有深入到农村生活中去．而王维的山水田园诗创造出幽清静秀、空明闲适的境界，在表达诗人主观情思的同时蕴含着无欲、无执的惮意，反而不如陶渊明对农村生活表现的深人了。到了南宋的范成大才扩大了陶渊明以来田园诗所表现的内容，“使脱离现实的田园诗有了泥土和血汗的气息。”）钱钟书《宋诗选注》）范成大不仅描写了农村的自然风光，农民的劳动生活，更深刻的是他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剥削和掠夺，但又不及蒲松龄对农民的那一腔热情。此外，杜甫、聂夷中、杜荀鹤、陆游、辛弃疾、郑燮等人都有表现农村生活的作品，但只反映农民生活的一个侧面，不及蒲松龄表现得那么深刻，那样全面。
至于中国古代小说，自魏晋南北朝以来，虽然浩如烟海，可是表现农民生活的小说却是凤毛麟角。晋代干宝《搜神记》中的《董永》是较早以农民生活为题材创作的志怪小说，董永“与父居，肆力田亩”，后父死，为尽忠尽孝，卖身为奴来葬父，天帝感其忠孝，令织女下凡，与其成婚，“助君偿债”。虽反映了农民的家境贫寒，农民的憨直，勤劳、诚实，但更多的是反映了作者的仙凡相通，人神感应，因果报应的宗教迷信思想。《隋书·经籍志》题为晋·陶潜所撰的《白水素女》是通过青年农民谢端的遭遇，写出了东晋社会的不合理。谢端“夜卧早起，躬耕力作，不舍昼夜”，但仍穷困不堪，娶不起妻子。一天，他拾一大螺，放于瓮中，原来大螺是天河中的白水素女，感于谢端的勤劳质朴，特来帮他“守舍炊烹”，“居富得妇”。这是一个优美动人的神话故事，表现了人们对美好情感和生活愿望的追求，通过美丽的幻想，肯定了忠厚老实的劳动者应该获得幸福美满的生活。《荆楚岁时记》中载的牛郎织女的故事，在我国几乎家喻户晓，虽然在流传过程中情节各异，但其主题都是反映封建统治者对青年男女婚姻爱情的压抑。明代濛凌初的《何道士因术成奸，周经历因奸破贼》是写明代农民起义女领袖唐赛儿的。唐赛儿起义在明代“正史”中有记载：“十八年，蒲台妖妇唐赛儿反。命（柳）升与都指挥刘忠将京军往剿，困其寨。升自以为大将，意轻贼。贼乞降，信之。夜为所袭，忠中流矢死，赛儿遁击。及明始觉，追获其余党百余人……”（《明史·柳升列传》）在《明史》中都没有污蔑唐赛儿的记载，而其结局是安然“遁去”。而凌濛初却把唐赛儿写成“骚托托，做妖撒妖”的淫妇，她“飞沙走石，驱逐虎豹，变化人马”，攻城略地，杀人如麻，最后因奸，被她的情夫“朝着赛儿项上剁下一刀来，连肩斫做两段。”这显然是对农民起义历史的歪曲和诬蔑，更谈不到正确地反映和评价了。
《水浒传》是第一次对封建社会农民起义作广泛深入地反映，第一次正面歌颂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但在梁山泊一百单八将中真正农民出身的好汉却只有三人，陶宗旺是“庄家田户出身”，李逵是佃农出身，后来做了小牢子，张青是菜农出身。而梁山泊以外的农民，即庄客（庄主的雇佣）、庄户（交纳田租的农户）则被写成昏昏噩疆，愚昧麻木，浅薄无知的平庸之辈。唯有钟离老人是一个例外，钟离老人是祝家庄的农民，梁山之外唯一的一个有“仁德之心”的“善心良民”。在危急时刻，他给来祝家庄侦察的石秀指明迷离复杂的盘陀路，使石秀脱险。其余的皆是鄙陋不堪的“村蠢乡夫”。李逵的胞兄李达，是地主的长工，当李逵回乡接老娘上山快活时，他不念骨肉之情，却跑去官府告发。《水浒传》中给农民起的名字也带有明显的侮辱性，什么长王三，矮李四、慢八百、笆上粪、屎里蛆、米中虫、饭内屁、鸟上剌等。至于对农民形象的描写则更加丑陋不堪，“村中壮汉，出来的勇似金刚；田野小儿，生下地便如鬼子。”“更有村姑农妇……仰着黑泥般脸，露着黄金般齿，呆呆地立着”，他们没有是非观念和人格个性，唯庄主之命是从，不分好人歹人，不管好事坏事，只要“主子”一声令下，便一拥而上。赵家庄的庄客不明真相，便同鲁智深厮打；毛太公的庄客随着主子便把跟自己同样处境的解珍、解宝绘绑了。完全是一群没有文化，没有修养，没有主见，没有思想，喝呼起哄，打架斗殴的“乌合之众”。这显然是作者怀有轻蔑农民的思规感情，在《水浒传》这样一部辉煌巨著中歪曲了农民形象。
直到蒲松龄《聊斋志异》的出现，才塑造出色彩缤纷，千姿百态的农民形象，这些农民形象表现出来的智慧、才能、胆识和人物心灵深处的内在情操美，放射出从未有过的耀眼的光辉。
二、对农民生活真实而广泛地表现
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有近三十篇作品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以农民为主人公进行创作的，是中国古代作家写这一题材最多的作家，在这些作品里真实、广泛、深刻地反映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农村的社会生活，农民的人格力量，农民的辛酸和苦难。
（一）农民的人格和才能
自宋代以来，城镇逐渐繁荣，商业经济也起来越发达，逐渐形成了一个财力雄厚的商人阶层，市民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力量，城镇与农村，市民与农民差别也越来越扩大了，不只是统治阶级，就是在一般市民中也形成了一种重城轻农，歧视农民的社会偏见。蒲松龄却独具慧眼，根据他对农村生活的切身了解，对农民品质的深切体察，由衷地赞颂农民的伟大人格、超人的智慧和才能，表现出他对农民的关心和赞颂，这就远远地超出了他以前或同时代作家的眼光。
在《张氏妇》中蒲松龄热情歌颂了一位大智大勇的农村妇女。“甚于盗贼”的清兵，在征伐三藩的战争中，清兵所到之处“鸡犬庐舍一空”，妇女皆被奸污，时值淫雨，农田积水为湖，许多妇女匿于农田水域，清兵竟裸体骑马，入水搜淫，妇女很少有能逃脱的。张氏妇竟“公然在家”，用自己的聪明和才智，机警巧炒地保护了自己，惩治了凶暴淫邪的清兵。
“有厨舍一所，夜与夫掘坎深数尺，积茅焉；覆以薄，加席其上，若可寝处。自炊灶下，有兵至，则出门应给之。二蒙古兵强与淫，妇曰：“此等事岂可对人行者！”其一微笑，啁嗻而出。妇与入室，指席使先登，薄折，兵陷。妇又另取席及薄覆其上，故立坎边，以诱来者。少间，其一复入。闻坎中号，不知何处，妇以手笑招之曰：“在此处。”兵踏席，又陷。妇乃益投以薪，掷火其中。大火炽，屋焚，妇乃呼救。火既熄，燔尸焦臭。人问之，妇曰：“两猪恐害于兵，故纳坎中耳。”
张氏妇就这样不动声色，沉着从容地惩治了两个凶狠似狼，愚蠢如猪的清兵。对付这两个蒙古兵，她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使其分别陷于坑中，然后，果断地焚屋灭迹，是何等的胆大心细，不失为大将风范。但大兵所至，非一日可尽，张氏妇又无所畏惧去离村数里，无树林的大道旁，在烈日下做针线活，即使有清兵乘马“顷刻数至”，因“无一处可蔽身”，所以，张氏妇“数日无患”。一日，一无耻已极的蒙古兵，“就烈日中欲淫妇”，张氏妇不惧不慌，从容镇定，刹那间，就想出绝妙办法来对付这个禽兽：
“妇含笑不甚拒。隐以针刺其马，马则喷嘶，兵遂絷马股际，然后拥妇。妇出巨锥猛刺马项，马负痛奔骇。碥絷股不得脱，曳驰数十里，同伍始代捉之。首躯不知处，碥上股，俨然在焉。”
对付这个蒙古兵，她先“含笑不甚拒”，来麻弊对方，使其放松警惕，然后“以针刺马”，迫使兵将马拴在自已大腿上，此时，张氏妇突出奇策，巨锥刺马，结果使这个蒙古兵粉身碎骨，这一连串动作，应付得轻松自如。张氏妇为维护自已的人格，表现出了不凡的胆识，超人的才能，无怪乎蒲松龄热情地赞颂张氏妇：“巧计六出，不失身于悍兵，贤哉妇乎，慧而能贞！”
《于江》则是一篇感天动，泣鬼神的农村少年英雄故事。小说塑造了一位坚定老练，勇敢机智，为父复仇，为民除害的于江的形象。于江年仅十六岁，其父宿田间，夜为狼所食。他为报父仇，持铁锤，夜眠父所。狼果来“摇尾扫其额，又渐俯舐其股”，他都镇定沉着，佯死不动，意在引诱狼，而不为狼的凶残所动，这样他伺机连毙两狼，可见他的勇敢机智，老成持重。但是，他中夜小睡，梦见父亲，得知食父者乃一白鼻巨狼，而非向毙两狼，他便决心除恶务尽，后接连三日，他日返夜往，终于等到了白鼻巨狼，所遇境况较前者更为凶险：
“忽一狼其足，曳之而行。行数步，棘刺肉，石伤肤，江若死者，狼乃置之地上，意将腹，江骤起锤之，仆；又连锤之，毙。”
在毙白鼻巨狼的行动，显得于江更有谋略，更坚定勇敢，更沉着老气，即使是强壮有力者，也很难做到这样，这是一位令人钦佩的、奇伟的、智勇双全的少年英雄形象，蒲松龄也为于江的至诚精神所感动，所以，他由衷地赞颂：“农家者流，乃有此英物耶？义烈发于血诚，非直勇敢，智亦异也。”《牧竖》也是写农村少年的智慧，两个放牛娃入山至狼穴，各捉一小狼登树、两树相去数十步，大狼至，一放牛娃于树上扭“小狼蹄耳故令嗥”，大狼“怒奔树下，号且爬抓”。另一放牛娃在另一树上用同一办法使小狼鸣急，致使大狼辗转奔趋于两村之间。
“口无停声，足无停趾，数十往复，奔渐迟，声渐[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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