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尽管以往数十年的田野和研究工作，已经为我们重建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环境景观进而了解人地关系的变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考古学的阶段性目标以及相应的课题任务，近年来发生了由构建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向复原过去人们行为方式和社会历史进程及其人地关系演变模式方向的转变，因此，在原有基础上扩容学科手段、创新适用于新目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也就势在必行。换言之，如何在应用传统理论和方法构筑历史框架的基础上，顺应时代需要和跟紧国际潮流，在学科之间交叉渗透，互相合作，通过考古地理学方法甚至运用高新技术手段，提取比以往更多的信息，才能增强我们对考古时代自然生态和人地关系的认知能力。

考古地理学从考古学中借鉴的类型学和地层学手段追求“透物见人”，即物—→人的转化，但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如何从考古遗迹和器物上解读人类行为的间接距离，转化的依据来自业已建立的文化标尺和文化谱系，这无疑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而今，古DNA技术的引进在某种意义上大大缩短了这种距离，即从人体本身的差异性人手对人类进行直接的研究，无疑是对固有考古学方法有力的技术支撑和补充。本文主要根据笔者参与的复旦大学相关交叉学科现有的情况，重点引入了自然科学手段如古人基因测试和核分析技术鉴定两项实验结果，都由本校现代物理研究所应用离子束国家重点实验室和生命科学学院古DNA实验室测试完成。尽管目前从初步实验结果看，核分析技术器物原料成分鉴定的常量分析还不够敏感，需要进一步做次量和微量分析。[7]古人基因测试的分辨率还存在技术发展阶段的制约，可供比较的数据库藏量还不充分。但正是由于这些具有探索意义的多学科交叉实践和思考，才使我们的学术视野得到放大，才使我们能够提取到更多的解读信息，才使我们现在对长江下游早期人地关系的认识，不再是所知甚微。

本文所要论证的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环境重建和人地关系复原问题，实质上还考虑到了一个更为宏观的学术背景，那就是中国史前文化和古代早期文明，基本是在少有外来文化或文明的强烈影响下，在自身基础上独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各区域的文化与中原地区之间则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呈“花心与花辦”，即“多元一体”格局。[8]因此，研究长江下游古代文化的演进过程乃至文明的起源与环境的背景及其互动演进规律，不仅对复原长江下游古代的人地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探讨中国古文化发展规律以及文明产生赖以依存的环境因素，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生态系统和人地关系研究，是学术界非常关注的课题，这与近年兴起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和早期国家起源研究的热潮不无关系。因为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包括长江下游在内的曾经是齐头并进地迈向文明化复杂社会的中国各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到了距今4000年前后却纷纷衰落下去，惟独中原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成为中国早期国家的母体，并孕生出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具有国家水平的政治中心。[9]如果说长江下游地区在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演化进程中，扮演过非常特殊的角色的话，那就是以环太湖流域为核心的这一地区作为当时最发达的文化圈之一，一方面曾孕育过中国文明的起源，另一方面却又与中国第一王朝的诞生地失之交臂，成为极具典型性的盛极而衰的考古演化标本。

学者们由此得出的一个共识是，只有从文化进程和环境变迁角度解剖这个标本，寻求其中的原因，诠释演化的机制，乃至将其置放到“全球变化研究”的国内外科学计划的背景下进行研究，才可能为现代和未来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历史镜鉴。本文所进行的文明化初期长江下游区域环境的恢复性重建，目的也是探讨这一时空框架内人地关系协调与否的规律和原因，进而探寻中国古代文明化进程和早期国家起源中的区域性模式。

如果我们能够理性地认同中原地区是我国古代文化和文明连续性演进的唯一典型进化模式理念的话，[10]那么，本文的研究设计是：长江下游文化进程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或文明格局中，是否具有一般性规律与特殊过程的双重特征?这一特征是否可能概括为在特定地理环境下所呈现出的“连续”中的“断裂”或“断裂”中的“连续”模式?[11]就此意义而言，本文的研究显然已经超出了局部区域的范畴。换言之，起始于区域考古学遗存的辨识，续而构建历史框架，进而探讨其与文化或文明起源之间互动形成的人地关系，将成为本文考察长江下游环境变迁及其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中所具有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重要位点。

二、生态系统与人地关系

利用考古资料研究长江下游文明化初期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乃至人地关系，在近年来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发表了不少考古新资料和研究新成果。人们重点关注的课题包括气候与海平面、河口海岸、生物种群、矿产资源、地区聚落模式、社会复杂化进程以及人口诸方面。从这些倍受大家关注的课题来看，应当说已经涉及多学科所辖领域，这使本文试图进一步运用考古地理学和学科交叉方法，深入研究和综合考察该地区社会复杂化进程与自然环境的互动机制，有了一个相当好的基础和起点。

以往的研究和本文的观察显示，自然环境的变迁与人类文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存在很多同步性，而且在不少情况下与其说是偶然或暗合，还不如说是互为因果。其中气候变迁、海面的波动、水患的生成、地形地貌等，特别是气候突变事件对早期人类文化的兴衰起着间接甚至直接的影响作用。例如，在距今5500年前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社会进程中开始出现重大转折：主要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开始由仰韶时代向龙山时代过渡；社会内部贫富和等级阶层分化明显；社群之间也出现分化，其标志包括中心聚落和一般村落的差别明显，贵族墓葬和大型宗教祭祀设施增多；文化交流模式已经由互动型和扇状放射形转为四至向中原交流的辐辏型；人口普遍增长、迁徙日益频繁；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日用器物功能细化、种类增多并出现区域化特征、非实用器物生产的高技术含量不断创新；资源获取方式存在多种手段，资源需求从生物系统扩增到玉、铜矿藏E12／；战争逐渐成为经常性的社会现象；以城址为代表的文明因素出现；整个社会已经开始迈向复杂化阶段。另一方面，在这一期间前后，中国和世界不少地区都发生了全新世中期降温事件。[13]这一气候转变事件与上述考古学现象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使得一些学者得出了二者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的认识，认为这些社会复杂化现象的出现，除了社会本身发展的因素外，很可能还与气候转变导致的资源紧张和资源的重新分配有关。[14]

本文为了更详细地考察长江下游气候环境变迁与文明化初期文化发展之间的互动机制和过程，首先构建了时间框架。在过去以千年为尺度的基础上，采取量化手段，对新石器时代至商代的文化序列进行分期排队，将历时约4000年的文明化初期划分为12个发展阶段，为研究长江下游全新世以来的环境，提供400—200年尺度的高分辨率序列(表一)，初步实现了变趋势性观察为过程性研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