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200—4200年的千余年中，长江下游再度出现了优越的自然环境，同时也出现了与上述中国早期社会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相近的局面。同期的良渚文化遗址数量呈几何级数超常增长，空间分布密集，人口增幅呈跳跃性飚升指数；[17]获取生存资源的行为方式由依赖自然生物的初级开发型，转为大量栽培植物和蓄养家畜的开发型，开发型比例首次超过初级开发型，资源需求的比重加大；产品体现出高技术含量的创新成果，器物生产进一步专业化，规格统一，标准化突出，功能明确的日用器物和非实用礼器分化显著，一次性使用的随葬性器物大增；尽管不使用土筑城墙的方式来构筑聚落防卫系统，但却是利用植物编织篱笆并辅以环壕；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向心式家庭开始解体，离心式家庭不断增多；聚落内部已出现了分化和贫富差别；需要投入大量人工的大型礼制性建筑发展迅速，聚落之间的中心聚落和高等级“玉敛葬”多建筑在经过人工修整的台墩上，一般聚落的低等级小墓多分布在自然山丘或平原上；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阶层性分化明显，社会性质出现向质变阶段过渡趋势。[18]

距今4000年前后，长江下游再度出现了洪涝灾害，水域扩大，气候又变得温凉干燥，低温寒冷。同时，诸多社会因素之间的矛盾激化，良渚文化迅速衰亡，遗址数量骤减，空间分布又呈散点状。随后的马桥文化虽然出现了铜器和原始瓷器等新技术产品，但还不能提供在良渚文化后进人发达社会和高质量生活方式的证据，社会发展缓慢，获取生存资源行为折回到初级开发型模式。不再有利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导致土著的良渚人群被迫迁徙他处，而外来的北方人群更因为难以适应这里的环境，只是短时期地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后，也不得不迁徙而去，人口从此大量减少。[19]上述良渚时期产生的所有新事物，几乎全面回落，原本具有发达文化的长江下游耐人寻味地与中国第一王朝的诞生地擦肩而过。

本文的初步研究表明，文明化初期人类稳定的生存行为的形成，通常来自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这在考古时代前期体现得尤为明显，总体上是人类依赖良好环境而逐步生息发展的过程，人地关系相对协调，历史进程基本上呈直线进化模式，是可持续发展期。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一直按照直线的方式前进的，人类生存行为的这种曲折变化往往与自然环境的变迁、社会自身的发展或外来文化的影响有关，这在考古时代后期显得特别突出。长江下游地区在经历了长期的繁荣发展，社会结构日益趋向复杂化，并开始迈向文明时代的进程中，文化和社会经济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一次普遍的、前所未见的停滞或倒退现象。这里没有发现人们能够预见到的早期城市经济和以城邦国家为标志的社会组织形态，而是诸多要素造成人地关系之间的矛盾激化，展现的是一幅环境波动乃至恶化、聚落解体、遗址参数涨落无常、农业倒退、人口急剧减少的场景，社会历史进程出现折线演化模式，是非持续发展期(图一)。

通过上面的图一不难发现，可持续发展期和非持续发展期之间的分界线，大致可以划定在距今5300年左右，这与上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发生重大转折的时间相近，是长江下游考古时代人地关系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换言之，长江下游距今4000年前后发生的大规模人地关系逆协调发展，尽管与距今4000年前后的环境变异事件关系密切，但也并不完全是一朝一夕突变的结果，而应当有一个长期演变的过程。追踪溯源，很可能与距今5300年左右人地关系发生重大转型后带来的不断变化相关。

三、长江下游的文明化进程模式

强调长江下游与上述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人地关系演化的同步性，并不意味着该地区文明化初期发展模式没有自己的特点。本文的观察显示，长江下游这一时期的聚落演化存在三种模式：断裂型的进化模式为主，跳跃型的异化模式为辅，连续型的进化模式极少。反映出在特定地理环境下，长江下游文化发展的总体过程是一种非连续性进化的模式特征，与中原地区呈现的我国古代文化和文明连续性演进模式，有本质的区别。

这种断链模式与遗址所在的地理环境变化息息相关。在长江下游，尽管存在着地貌多态性，也不乏区域内的东西差别，但地势等“硬环境”对社会文化进程的制约，远不如气候和水患等“软环境”表现得那样突出，特别是崧泽中期起直至良渚晚期的气候变异波动期间尤为明显。所以，东部以太湖为中心的三角洲平原文化多呈“连续”中的“断裂”模式，相对比较稳定，向外辐射的能力强；而西部苏皖丘陵平原和江北里下河湖沼淤积区的文化则呈“断裂”中的“连续”模式，是中原、江汉和三角洲文化区之间交流的通道，文化面貌经常变异，人群你来我往，呈“漩涡”状或潮退浪进态势。[20]因此可以说，长江下游的环境景观并不是单向而是经过自然动力和人为动力双向合力共同构建起来的，二者互为因果。

长江下游的人地关系演化历程在中国各区域人地关系中是否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当然并不是本文的研究所能解决的，然而有两个并非偶然的现象应当引起我们极大的重视，一个是本文所属崧泽中期的距今5300年前后的人地关系转型事件，另一个是在良渚晚期开始的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以外的周边各文化圈普遍地出现了文化发展的断链相。它们是否与环境上的大幅度降温事件相密合，还需要实证。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长江下游的人地关系演化轨迹与中原地区大相径庭，中原地区是连续发展模式，长江下游则是断续演变模式。也就是说，长江下游地区在中国历史文化进程乃至文明起源过程中，扮演过不同于中原地区的重要角色并有自身发展模式，该地区在“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或文明格局中，具有一般性过程与特殊性规律的双重特征。

因此，就中国的文明化进程而言，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先生那教科书式的中国提供给世界的“连续性发展模式”说，[21]实质上只是就中国的中心区域所提取的蓝本，并不能、也难以涵盖中国全境。换言之，犹如文化关系的“多元一体”结构一样，“断续相伴”才可能是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基本模式。再言之，如果确实是距今4000年前后的环境变异事件造成了中原以外各区域的文化发展断裂，那么，中原地区何以能脱颖而出并持续性地得到继往开来式的发展，则是本文提出和今后需要努力研究的人地关系课题了。这就是说，多学科交叉的实践与探索，尽管已经使我们对长江下游地区历史文化发展的过程不再是所知甚微，并且也初步管窥到这一特定区域内的人地关系发展概貌，但我们离详细了解其更多的变化细节和互动机制仍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本文的研究还不能说是全面和彻底的，而只能说还是粗线条的。换言之，在不少关键性结论上，本文与其说是解决了问题，还不如说只是发现和提出了问题。

[参考文献]

[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

[2]  潘家华、庄贵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该联手——合作开展全球变化科学的研究[J]．可持续发展研究，2002(1)．

[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全球变化：中国面临的机遇和挑战[C]．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等，1998．

[4]  宋豫秦．考古学与“全球变化研究”[J]．中原文物，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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