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仅与德治截然不同，也与附丽于德治的中国法制传统大异其趣。

　　要而言之，法制是贸易、掠夺、殖民三位一体文明模式的必然产物，其本质就是保护个体私有制。在这一点上，游牧文明与商业文明同出一辙。游牧民族闪米特人在苏美尔所创建的两河文明基础上建立的古巴比伦文明，“本质上是商业文明” [ 11](P276) 。 古巴比伦王国的《汉谟拉比法典》理所当然地“有一种一贯精神，就是重视私有财产” [ 11 ](P279) 。 西方海上骑马民族别无选择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一传统，并青胜于蓝地创造了以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的海洋文化与现代文明。与奴隶制时代的法律相比，现代法律不仅提高了人权的地位，而且加强了人权对于政权的制约机制，从而进一步扩展和健全了民主制度，确有进步。然而，其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的本性不会改变，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度基础之上、主要维护统治集团的财产和利益的法制传统也就不会变。在其种种趾高气扬的霸权主义行径中，不难窥见当年强盗加商人联合体的文化风采。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 若只论理想，德治与法制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若反观现实，则德治意味着法律可以从权，固然合情合理，然而，由于自治水平因人而异，伸缩性极大，便给予贪官酷吏和伪善小人开了方便之门。法制强调法理无情，固然平等公正，却由于司法难以真正独立，加之法海难测，不得不借重无利不起早的律师，同样黑幕重重。二者各有其长短利弊得失，皆不尽人意。以至二者皆有如婚姻般的围城——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

小 结

　　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自然不止于此，诸如：文治与武功、“ 专制”与“民主 ”、“和合”与“竞争”、一元与二元……等等，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但仅上述内容已足以证明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以及与之同出一辙的商业文化和海洋文化，确实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概括地说，前者大抵是一种有根的内敛自足型文化， 其核心就是血缘群体共有制基础之上的群体主义观念； 而后者则是一种无根的外拓侵略型文化，其核心就是建立在个体私有制基础之上的个人主义观念。二者在人类历史上形成相反相成或相辅相成的对称格局，有如人类的双腿，共同推进了人类的文明史。这是一种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无法用道德标准去加以评判的历史必然。

　　展望未来，正如两条腿不可能相互取代一样，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也不可能相互征服，大抵只能像费孝通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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