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后起之秀的海洋文化，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辉煌之后，由于开拓的余地越来越小，似乎也有些老态龙钟、步履维艰，不得不靠高科技的“强心针”来维持，并将未来的希望寄托于霸权主义与外太空的开拓上面。由此可见，生态破坏开放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是不断地开拓。这也正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以及海洋文化在生态系统方面的差异之所在。

节欲与纵欲

　　自足的生态循环封闭系统，容不得浪费，任何过度的能源消费或消耗，必然会对整个生态系统造成破坏，所以，农耕文化必须提倡节欲，反对纵欲。之于家庭，纵欲就意味着败家，因而有关纨绔败家的说教，充斥文艺作品，数不胜数；之于国家，纵欲就意味着祸国，故而有关奢侈祸国的历史教训，充斥典籍，成为传统。当然，节欲并非禁欲，提倡更不等于禁止。更何况，金岳霖先生所谓的“情求尽兴”本人之常情，能够以“用求得体”自律的毕竟是少数，多数人的节欲不过是迫于条件或囿于理想，一旦获得纵欲的机会，不但照纵不误，而且蓄之既久，发之必速，常常如堤坝的崩溃，一发而不可收，因而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败家还是祸国的事例，比比皆是。但就整体而言，或相对于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而言，节欲毕竟是农耕文化的主流，尤其是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数千年来始终在生存与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节欲早已成为传统，并且成为制约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致使中国古代经济始终囿于低投入－低产出的小农经济模式， GDP （国民生产总值）始终处于自给自足的低水平。这一经济模式，也像“看不见的手”，反过来又限定了纵欲的底线，一旦超越，便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动荡和中央集权的削弱，从而引发天灾、人祸、造反、起义和骑马民族入侵的连锁反应，最终不是改朝便是换代，然后，再从提倡节欲开始，从头再来一遍。从这个意义上说，数千年一贯的中国历史，也可以化约为一部自给自足基础之上的节欲和纵欲矛盾发展史；而农民起义、外族入侵和改朝换代，便成为纵欲指数的减压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一以贯之地传承数千年，全亏了这一独特的减压阀。

　　开拓的生态破坏开放系统，虽然并不提倡浪费，但其无根的特质，意味着能源的取之不尽——正如俗话所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只要是“爷”，便可以四海为家，吃遍四方，到哪儿都可以吃香的喝辣的。以致“在卡尔梅克语言中，‘军事策略'与‘劫掠行为'是同一个词，即 Chulluchaitschi ” [5 ] (P 105) 。哥特人则“男子天性好战，他们不出征时， 许多时光消磨在狩猎上面，更多时光是无所事事，整天吃喝睡觉，沉溺于怠惰之中”；“他们只关心一件事情，一种技艺，就是不断战斗和打倒一切抵抗。” [6 ] (P 102～103、 100) 然而，要成为其他民族的“爷”、特别是成为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农耕民族的“爷”，也并非易事，除了依靠他们的命根子和后来陆续 发明的当时的“高科技”——诸如用比农耕社会的实心车轮更灵活的具有辐条的车轮制成的双轮马拉战车、使骑手能在策马飞奔时腾出双手射出阵雨般的利箭的马勒、马嚼子、马鞍和马蹬、能锻制比旧武器更优良也更便宜的新武器的冶炼铁矿技术……等等，还得视死如归，以生命为代价去换取财富和享受。于是乎，便形成一种贪图财宝、讲究装饰、狂嚼豪饮、纵情声色、崇尚“男人的天堂在马背上和女人的胸脯上”一类格言的及时行乐人生观。从而也就奠定了植根于游牧民族、生发于骑马民族而又光大于海上骑马民族的纵欲传统或酒神精神。君不见，当今世界依仗高科技成为头号霸主和世界警察的美利坚“爷”所炫耀的高节奏、高收入、高消费及时行乐生活方式，不正是外拓生态破坏系统及其纵欲传统或酒神精神的现代版么？

群体与个体

　　农耕文化的所有制形式是血缘拟血缘群体共有制。核心家庭是最小的血缘共有制群体，家国同构的国家则是最大的拟血缘共有制群体。两间则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相互交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公私杂糅，变幻不定，按亲疏厚薄分配责任与权利” [ 2] 的血缘和拟血缘共有制群体。也就是说，农耕社会不存在个体私有制，所有财产都是共有的，从至高无上的皇帝到小农核心家庭的一家之主，“无论哪一级的血缘群体父家长们，都不可能拥有游牧汗国或西方社会的那种‘独立的、自由的、完整的个体财产私有权'，而 只拥有对家产或家族产的使用权 ” [ 7] 。或者说， 农耕社会的最小单位不是“我”而是“家”。因而，中国的家庭中一切收入归公，“为人子者……不有私财” （《礼记·曲礼上》 ） ；“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礼记·内则》） 。财产的分配则实行诸子均分制（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女儿亦能得到相应的一份嫁妆）。中国人不但无权随心所欲地支配共有的财产，而且还有终身赡养父母、抚养子女和照顾兄弟姊妹及亲属的义务，所谓“一荣俱荣”。而“俱”也并无确定的边界，往往随“荣”的程度而定，倘是“荣”大发了，则还要“俱”到同村、同乡、同窗、同年、同僚……等拟血缘“亲属”，否则就会受到道义的谴责。倘沦落了，则同样具有要求血缘或拟血缘亲属照顾的权力或权利。倘遭到拒绝，则拒绝者也会受到舆论的责备。若犯了罪，常常还要株连亲族，株连的程度也视罪的大小而定，如果是谋逆大罪，则会株连九族。真真是“一枯俱枯”。倘“罪”大发了，则也会株连到拟血缘的“亲族”，如明朝的永乐皇帝朱棣，就夷了方孝儒十族——将他的学生也统统株连了。正如 梁漱溟 先生所说：“其相与为共的，视其伦理关系之亲疏厚薄为准，愈亲厚，愈要共，以次递减。同时亦要看这财产的大小，财产愈大，将愈为多数人之所共。盖无力负担，人亦相谅；既有力量，则所负担义务随之而宽。此所以有‘蛇大窟窿大'之谚语。” [8 ](P81-82)

　　正是这一共有制经济基础决定了农耕文化独特的群体共有观— —从修身齐家、光宗耀祖、敦亲睦邻、积德行善、忠君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直至大同理想，无不都是共有观的产物。

　　早期游牧民由于放牧的劳动强度大，不断迁徙或抗灾也必须有较多的劳力、畜力，游牧生产毕竟不可能靠个人或核心家庭进行，其最小的生产单位，大抵是三代内数个包括血亲和姻亲的核心家庭构成的核心家族——蒙语所谓的“游牧庄子”，因此，游牧经济的原始形态应该与农耕经济的原始形态一样，都是具有母系社会色彩的氏族共有制。

　　他们一旦化为骑马民族，为了将已然习惯于自由漂泊、与世无争的游牧民吸引到掠夺战争中来，就必然要形成一系列鼓励征战的政策。加之，掠夺战争是以个人为单位参加战斗和分配战利品的，便形成诸如“其攻战，斩首虏赐一卮酒，而所得卤获因以予之，得人以为奴婢。故其战，人人自为趋利……如鸟之集。”“战而扶轝死者，尽得死者家财”、“坐盗者没入其家”以及“壮者食肥美，老者饮食其余。贵壮者，贱老弱”一类的个体私有制律法和风俗。 （《史记·匈奴列传》、《汉书·匈奴传》） 不独匈奴人如此，其他骑马民族亦大同小异。例如，卡尔梅克人的“老王公在如何把他的臣民分配给他的儿子的事情上，纯粹随心所欲，一个人说了算” [5](P184) 。 成吉思汗仅夜里做了个梦，醒后便将其妻阿必和哈敦连同她的全体族人，赐给了那夜担任卫宿的怯台那颜 。 [6](P276) 哥特人在贫困之时，甚至将妻子儿女作为奴隶向罗马人交纳贡赋 。 [6](P104) 于是乎，父家长个体私有制便迅速取代了母系氏族共有制。

　　这种骑马民族开创的、以掠夺战争为主体的个体私有制度，又被后来的海上骑马民族继承、发扬、光大、完善，成为以商品经济与货币经济为主体的个体私有制度，并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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