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鲁迅于一九○四年八月决意选择学医主要基于下述因由：其一、受日本明治维新时废止汉医思潮影响。其二、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影响。其三、受近代医界否定中医五行说思潮及新文化革命运动中批判封建文化思潮影响。其四、试图以新的医学来疗救病苦并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关键词：鲁迅、明治维新、医界革命、新文化运动 

在上海图书馆调查柳亚子的资料时，本人发现了一份《鲁迅自叙传略》。这是最早的关于鲁迅生平的真实记载，写于一九二五年六月，刊登在《语丝》（一九二四年创刊，周刊）杂志上。后又与柳亚子、茅盾、王独清、白薇、洪琛、章衣萍、许钦文、钟敬文几位中国现代作家的自传合于一集，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发行（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主编柳亚子。收入其中的这份《鲁迅自叙传略》反映了一九二五年之前的鲁迅生平思想轨迹。之后，鲁迅先生又在此基础上两次修订了他的《自传》，一是于一九三○年五月十六日所撰的鲁迅《自传》，另外则是在他故去的前二年，一九三四年增补的《自传》（后者参见《中国现代作家传略》，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这两种《自传》对于其二五年之后的活动与创作情况作了增补、修订。

《叙略》中涉及到鲁迅先生早期几次人生道路的转折，皆无不与当时国内外的社会思潮相关。如曰其在路矿学堂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鲁迅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其原因之一是因为他“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关于鲁迅学医的原因，许寿长《年谱》略而未及，仅记曰：“前八年（三十年甲辰，一九○四年）二十四岁，六月初一日，祖父介孚公卒，年六十八。八月，往仙台入医学专门学校肆业。”历来的鲁迅研究对于其早期学医的因由亦未作进一步探究。本文认为，鲁迅当时决意选择学医主要基于下述因由：其一，受日本明治维新时废止汉医思潮影响。其二，受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影响。其三，受近代医界否定中医五行说思潮及新文化革命运动中批判封建文化思潮影响。其四，试图以新的医学来疗救病苦并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

日本的明治维新始于一八六八年。十九世纪中叶西医在日本的势力大盛，与汉方医学冲突迭起。明治六年（1874）日本颁布《医制》，明治八年（1876）颁布《医师职业考试法》，使中医逐渐式微，终被西医取代。在很短的时间内，日本完成了由传统医学向西方医学的转变，推动了日本医疗卫生事业向现代化的发展。其时的“扶洋抑汉”政策，即是日本医疗卫生事业向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大步骤，是明治维新从医学革命迈向现代化的成功。它使青年鲁迅看到了改革社会的一线希望，于是鲁迅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

日本明治维新时掀起了废止汉医的思潮，而彼时以进化论为主要思想武器的青年鲁迅笃信新医学——西医。他认为：“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热风·随感录》四十九）由于早期在思想方面主要受进化论所支配，鲁迅将欧洲资产阶级文化看成是新生的东西，误以为这些东西可以解救二十世纪的欧洲文明，也可以突破中国封建文化的传统重压。“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故而他相信，新医学取代旧医学亦应是历史的必然。

由于欧美和日本医学的发展，明治维新的巨大影响，使国人思想为之大变。二十世纪开始，中国大量的知识分子留学日本，接受先进思想的洗礼，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医学。这场运动也给近代中国医界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广泛深入而又旷日持久的论争。（参见拙文《近代中西医学观的碰撞与交融》，《中医药学刊》2002年6期）这场论争主要围绕着中医存废、中西会通、废医存药等方面而展开。当时医界的代表人物余云岫早年留学日本，受日本明治维新时废止汉医思潮影响，他于1916年发表《灵素商兑》，否定《内经》等中医理论，率先向中医基础理论宣战。论争涉及阴阳、五行、运气等内容。其后二十年间，中西医日趋对立，论争日益激烈，卷入者也越来越多。其间中西医界都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西医界人士多是应和余云岫的主张；中医界则以恽铁憔、杨则民等人为代表，主张“宜以哲学的眼光衡量之，不当以自然科学之见解批评中医”。中医药界当时兴起的旨在保存中医药学、反对废止的抗争运动呼声很大，导致后来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运用行政的、法律的手段限制、取缔中医。他们在医药领域采取了“扶洋抑汉”，独尊西医的政策。应当认识到，近代中国吸收西方文化也是与近代中国严重的民族危机联系在一起的，其前提是帝国主义把持着中国的命脉。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的泛滥即是对这种历史环境的一种反应。

这场医界革命不仅震动了医学界，亦引起了学界的深切关注。一些留学于西方、东瀛国家的医学家和知识分子，因而大力否定、批评传统中医，倡导医学革命。他们主张发展新的医学。学术界对于中西医的态度与认识不仅受到当时医学革命思潮的影响，亦与当时学界的思想革命运动密切相关。1915年后，复辟、尊孔的浪潮甚嚣尘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意识到批判孔教、开展思想革命的重要性，认为中医药学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政治大变革的年代，一些革命者为了彻底否定旧政治、旧传统、旧文化，把中医也当作封建文化一并否定。陈独秀把伦理的觉悟，称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论吾人最后之觉悟》，《新青年》第一卷第六期1916年2月）认为封建伦理观念正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重新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国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三卷第三期）。致使中西医的学术之争带上强烈的政治色彩，传统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内经》五行学说等，也因而受到了冲击。

早在1900年前后，学术界已出现否定中医五行说的思潮。当时在学术界影响较大的学者如严复、梁启超等都有这方面的言论。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把传统的中医药归于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认为是纯属臆造的虚玄话语：“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其中就有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批判：“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梁启超1923年5月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其文开篇便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1926年章太炎在《医界春秋》上发表“论五脏附五行无定说”，主张废弃“五行”说。由于他与中医界保持相当密切关系，在中医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此时以进化论为主要思想武器的鲁迅也笃信新医学——西医，他针对医学革命中文人的鼓噪，亦曾撰文提出过批评：“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芪欤？有什么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却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马上日记》，《华盖集续篇》）可见，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于传统的中医学说多持否定的态度。他们意识到，并十分强调医学革命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如严复所论：“中国与西方观念上最相背的是，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论世变之亟》）这种批判传统，力主西化的观念，反映了其所推崇的以进化论为根本的西方文化的立场。

概言之，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政府在医药领域采取“扶洋抑汉”，独尊西医，压制排斥汉医的政策；从民国建元到抗战爆发之间的20余年间，传统中医学的基础理论“五行”、“阴阳”及“运气”说被排斥和挑战；在社会政治大变革的年代，一些革命者为了彻底否定旧政治、旧传统、旧文化，将中医当作封建文化一并否定，冲击了传统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内经》学说等；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对于传统的中医学说的批判，尤其是一些留学于西方、东瀛国家的医学家和知识分子的极力否定、批判传统中医，倡导医学革命，主张发展新的医学，致使中医被当作封建文化一并否定。这些因素都是影响青年鲁迅医学思想的形成并且决意选择学医的主要原因。

此外，鲁迅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的榜样，更是为了通过新医学的发展来拯救民族的衰亡和解除人民的痛苦。同时想用新的医学来促进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然而，残酷的战争终于使鲁迅改变了初衷。“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尔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

鲁迅弃医从文之时，正值俄日战争爆发，爆发于1904年2月10日的“日俄战争”，这是一场帝国主义为了争夺殖民地，而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非正义的战争。鲁迅觉悟到对于愚弱的国民，最重要的还在于改变他们的精神。于是从疗救病苦转而到疗救病态社会的心灵。他研究文艺，其意在于唤醒民众，改良社会：“我的取材，多来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从《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故乡》、《祝福》，一路写下去，从1918年月到1925年11月，二十五篇作品汇集成《呐喊》和《彷徨》。这薄薄的两册却已抵达了国民劣根性的最深处，同时也流露出鲁迅本人的深深的悲悯、失望和愤怒。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早于“新文化运动”的前十年，便已意识到唤起民众的“伦理觉悟”的意义，以及改造国民性的问题，体现了鲁迅民主启蒙主义者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