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劳伦斯后来对精神分析有了进一步了解后，更加有意识地把《儿子和情人》同精神分析联系起来，觉得这部小说不只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悲剧……英国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的悲剧。”这个旧式的儿子、情人就是俄狄浦斯，而新一代的儿子和情人则是这芸芸众生。这一俄狄浦斯情结，在劳伦斯后期短篇代表作《美妇人》中再次得到表现。小说写了七十二岁的“美妇人”宝玲对她儿子精神上的控制，使他不能自主，一生只是个负数，连性本能也受到压抑。以至他自己也承认，“我就不会作一个情人”。

    从劳伦斯所写的《精神分析与无意识行为》（1921）、《无意识行为者之狂想》（1922）、《性的展望》（1929）《色情文学与淫猥行为》（1929）等论著的题目就可看出他与精神分析的关系何等密切。劳伦斯在性本能的问题上与弗洛伊德一样始终强调性欲在人的本性中的重要作用。而且主张人应摆脱任何社会羁绊，放任本能冲动，以达到完美的人性。现代物质文明恰恰是扼杀人的本能欲望的，所以遭到他的抨击。

    在《恋女》中，劳伦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现代机械文明对人性的摧残和人的畸形心理状态，从而否定了这个没有人性的社会。他运用精湛、细腻的心理分析方法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并运用象征手法，巧妙地揭示作品的深邃意蕴和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在创作主题上，劳伦斯的基本思想是：对在现代工业社会里受到扭曲的人性进行揭示，进而寻觅现实社会问题的答案。

《恋女》中还描写了伯钦和厄秀拉恋爱成功结为夫妻的经过。劳伦斯从这对年轻人灵与肉的和谐结合中，表现了自己对理想人际关系、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书中的主人公皆因对方的存在而成为精神与肉体相平衡的完整的人，最终建立了平等和谐的关系。伯钦一开始只注重精神生活，他因憎恨现代工业带来的污秽物质生活而憧憬超凡脱俗的精神满足。然而，精神上的追求毕竟不能使他满足，他的肉体的自我不时地提出要求，在同厄秀拉的接触中，他发现了她身上所具有的一种美，这不仅是一个人因有了精神价值而产生的美，而且是自然的肉体的美。厄秀拉同他的接触，使他那个被压抑的肉体的自我得到释放和展开。在他身上，肉体不再受到精神的排斥，两者得到协调，渐渐得到平衡，他那人的完整性得到恢复，同时对人生也有了较现实的看法。尽管他后来仍一直对现实社会生活极度憎恨，可他已不再沉迷过去，而逃避现实了。

《恋女》中还有相当多的篇幅来描写托马斯和杰拉尔德父子两的心理活动，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两代煤矿主的迥异性格；老矿主信奉基督上帝，想以虚假的慈善事业来拯救自己的灵魂，显示出他的伪善性格；新矿主却只推崇“机器上帝”，奉行无情无义的工业原则，显示出他那冷酷之心和只求实际的性格。小说中对人物心理的大段描绘，有助于读者对人物性格特征的深入了解。

    二、三 十年代，中国弗洛伊德原著的翻译和介绍精神分析学说的论著亦相继问世，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和理论也纷至沓来：达尔文、叔本华、尼采、杜威、罗素、伯格森、歌德、托尔斯泰、惠特曼、泰戈尔、以及无政府主义、泛劳主义和精神分析等。精神分析不仅多少影响到中国“五四”之后的哲学、心理学，而且在文坛也留下了明显的轨迹。如《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英国勒女士著，赵演译）张东荪的《精神分析ABC》，陈德荣的《变态心理学》等，着重介绍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梦、泛性欲观。尤其是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文艺心理学》和高觉敷的译著《精神分析引论》在国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正如高觉敷所言，“国内学人对弗氏的批判也颇相歧异。有奉为大师的，也有讥之为江湖术士的，有用其说以解释五常的，也有鄙其说为毫无科学价值的”（《精神分析引论·译序》）

   “五四”以来，文学创作与精神分析的联姻，是与理论介绍同步的。如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部分创作，都留有精神分析的印迹。精神分析也同其他西方社会思潮一样，在“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坛热闹了一阵子。鲁迅先生就是较早对精神分析发生兴趣并在创作中有所表现的其中一位，其创作中显示出一种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趋同。

早在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就描写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心理状态，并将社会生活的深刻提示和狂人内心特有的感受巧妙地结合起来。《狂人日记》惊世骇俗的思想内容，正是通过狂人形象塑造出来的。《日记》中，“狂人”表现出精神病患者的特征：恐惧，他认为周围的人都想加害于自己，现实变成了“吃人”的世界，因此，对于四周的景象、自身的处境，都抱有极端恐惧的心情。他以恐惧的心理去观察分析一切人和事，恐惧成为他意识的核心。他见了月光的出没和赵家狗的眼睛，便联想到自己先前的“发昏”和现在的“怕得有理”，医生为他把脉，他认为是“揣一揣肥瘠”，认为医生是“刽子手扮的”。通过恐惧，写出了“狂人”与环境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显示出觉醒的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同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的根本对立。狂人的另一特征是敏感、多疑。“敏感”使他洞察事物的微末，“多疑”使他常生联想和幻觉。“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是“狂人”从赵家狗叫声所生的联想，它深刻而准确地揭露了封建卫道者的阶级本性，“救救孩子”的呼喊，也是狂人敏感、多疑的心理特征的表现。狂人的各种妄想、幻想都离不开吃人和被吃这个观念，　福柯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关于德勒兹的文章中写道，思想是一种行动。它必须首先让自己从愚蠢中诞生；同时思想的诞生只能发生在它与愚蠢的关系中。愚蠢的反面不是聪明。哲学家并非聪明过人，而是擅长模仿愚蠢，让愚蠢慢慢长上身来，在模仿重复中等待异变突发的时刻。所以福柯将德勒兹的哲学比作戏剧，称它是“思想的场景（scene）”。鲁迅通过对狂人“思想场景”即分析过程中的建构，演示出旧中国精神领域内的野蛮、愚蠢、“吃人”的本质，从而导示出推翻这一不合理的旧中国的必要性。

鲁迅精神分析作品不同于西方现代派文学之表现在于：西方现代派文学有着较浓烈的反理性倾向。他们直面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丑恶和人性普遍的、严重的异化，认为世界本身就是荒诞的、非理性的。因此他们对于从理性出发反映社会现实兴趣不大。他们不独忽视对于社会生活的表现，而且忽视人的理性思维的表现，将开掘的着重点甚至全部都置于潜意识领域。致使作品呈现出明显的荒诞色彩。鲁迅虽然受尼采唯意志论等非理性哲学影响，其作品中虽有浓烈的现代主义色彩，但理性始终居于主导层面。他在将人的内心世界作为自己表现主旨的同时，并未忽略对于现实生活的表现。他相当准确、深刻地描画出狂人的内心状态，然而狂人的意识流动又为反对“吃人”——反封建这一理性思维所制约。

1922年，鲁迅又以女娲补天神话故事写成小说《不周山》，（后改名《补天》）。其创作动机，“首先，是很认真的，虽然也不过取了弗洛伊德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故事新编。序言》）又说：“原意是在描写性的发动和创造，以至衰亡的”。（《南腔北调选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一创作意图在起首一段表现的很鲜明。女娲从梦中惊醒，“只是很懊恼，觉得有什么不足，又觉的有什么太多了”。望着色彩斑斓的天空和大地，她“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所谓“不足”，即性欲的不能满足，所谓“太多”即指蕴蓄于体内的性的能量“太多”，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就是“力比多”过剩。“那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和“仿佛全体都正在四面八方的迸散”的身体，都是这种内驱力弥漫几乎快要溢出的体现。所谓“懊恼”、“无聊”就是一种性欲得不到满足的苦闷心理。然而，当他把这种蕴蓄的能量用来不停地、费力地创造人类时，则感受到了“未曾有的勇往和愉快”、“长久的欢喜”。

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认为，在人的诸种本能中，性本能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对于人格的成长、心理和行为都具有重大意义，“性的冲动，广义的和狭义的，都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更有甚者，我们认为这些性的冲动，对人类心灵最高文化的、艺术的和社会的成就作出了最大的贡献”。

《补天》中的这些艺术描写，反映了鲁迅当时对弗洛伊德关于性欲可通过创造人类文化而得到宣泄排遣的升华说的赞赏。十分有趣的是，《补天》按原计划写了前一部分后，改变了构思，在小说中加上了一个古衣冠的小丈夫，让他“站在女娲的两腿之间向上看”，嘴里诌着：“裸裎淫佚，失德蔑礼败度，禽兽行。国有常刑，惟禁！”而女娲“本已知道和这类东西板谈，照例是说不通的，”于是她继续她的创造和补天工作。在此，作者肯定女娲的创造力，实质上就是肯定作为人的本能欲望的性欲存在；对那些类似古衣冠的小丈夫一类企图否定性欲的道学家，则是剥去其画皮，显示其本相，特别是那经过压抑和伪装的性欲本能。鲁迅在批判泛性论的同时亦不忘对鼓吹禁欲主义的道学家们的“无欲”的批判。这一批判的背景，导致于当时年轻的道学家对汪静之《蕙的风》的批评。汪静之《蕙的风》中因有一句“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而被道学家科以《金瓶梅》“导淫”之罪。

1924年，鲁迅翻译出版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是一件大事，也是对中国现代性爱题材文学及理论批评发生了很大影响的一部作品。这部作品虽自成体系，但源自弗洛伊德和与其观点相通的柏格森的理论，里面充满了“冲突”、“压抑”、“苦闷”、“本能”等性心理术语，并揭示出这种冲突压抑而生的苦闷便是文艺创作的动力

在女师大事件及对“现代评论派”的论战中，鲁迅用精神分析的解剖刀对女师大校长杨荫榆的“寡妇主义”的心理分析，更是入木三分。他于1925年冬写的《寡妇主义》一文，从杨荫榆独特的个人心理的角度进行精神分析时指出“潜藏着”、“萎落”、“甚且至于变态”的心理是导致其精神上“有着执拗、猜疑、阴险的性质”。鲁迅进一步分析这种变态的心理指出，原因在于性欲的受压抑“生活既不合自然，心状也就大变，觉得世事都无味，人物都可憎，看见有些天真快乐的人，便生恨恶。尤其是因为压抑性欲之故，所以于别人的性底事件就敏感、多疑、欣羡、因而妒忌。其实这也是势所必至的事，为社会所逼迫，表面上故不能不装着纯洁，但内心却终于逃不掉本能之力的牵制，不自主地蠢动着缺憾之感的”。当然，作为杨荫榆这一具体的人来说，决定她镇压学生运动的，主要是其政治立场，但也不能忽视其中包含着的她独特的个人心理因素。鲁迅对她的心理分析带有较强烈的弗洛伊德色彩。然而却切中了杨荫榆内心的隐私。

《补天》之外，鲁迅还创作过《肥皂》、《弟兄》、《离婚》等精神分析色彩鲜明的小说，并明确表示是借用弗洛伊德学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缘起”（《故事新编》序言），以及“描写性的发动创造，以至衰亡”（〈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载《南腔北调集》）。这既可以看出鲁迅文艺理论批评的自觉性，也可看出精神分析学的强大影响力。

《肥皂》的喜剧性的心理描写在艺术上堪称精妙绝伦。四铭是位假道学，他虽然写什么《孝女经》，要“表彰”所谓“孝女”，但却是满肚子邪恶的淫念，在“表彰”孝女的掩盖下他对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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