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分两种情况：其一，是三传解经不同。如《春秋穀梁传注疏》卷3，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杨士勋《疏》认为“《公羊》以为鲍之狂，故甲戌日亡，己丑日死。孔子疑之，故以二日卒之。此传（《穀梁传》）之意，言陈侯辟病，以甲戌日出，己丑之日得之，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之。《左传》以为再赴，故两日并书，是三传异说。”[4] 第2374页三传对陈侯之卒两书卒日提出不同的解说，说明三家皆有各自的理由。其二，三传文本各异。如《春秋穀梁传注疏》卷4，桓公十五年，五月，公会齐侯于蒿。范甯《集解》：“蒿，《左氏》作艾，《公羊》作鄗。”[4] 第2378页《穀梁传》“蒿”与《公羊传》“鄗”同属今文，因音同而字异，《左氏》之“艾”与《穀梁传》之“蒿”一属古文，一属今文，因义近而字异。另外，《春秋穀梁传注疏》中还有范甯针对《穀梁传》缺传的经文、杨士勋对范甯《春秋穀梁传注》未注的经传文分别引用《左传》、《公羊传》进行补充。这样，就使《春秋穀梁传注疏》更加完善。因为从东汉的郑玄至唐代的《五经正义》，今古文家法与各家师法逐渐融合综合，《春秋穀梁传注疏》会通三传正是适应了这一学术潮流。

第四，《春秋穀梁传注疏》所引用各书也有特点。

其一，全引之文与流传至今的文本比较有文字差异。如引用《庄子》外篇《外物》二十六：“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杨士勋《疏》引作“《庄子》云：‘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4] 第2366页。《老子》之五十七章原文：“以正治国，以奇用兵”，《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以政治国，以奇用兵。”[4] 第2391页又引用《论语·子罕》原文：“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乎。”[4] 第2451页这是一字之异。另，引用《周礼·春官·大宗伯》原文“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壹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赐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坐伯。”《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一受职，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受则，六命赐官，七命赐国，八命作牧，九命坐伯。”[4] 第2380页《周礼·夏官·司马》原文：“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下国一军，其将命卿。二千五百人为师。”[4] 第2427页这是多字之差异。

其二，节引原文。《周礼·秋官·司盟》原文：“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而《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掌盟载之约”[4] 第2371页。《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原文作“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当尧之世，洪水横流。”[4] 第2359页《孟子·告子章句下》原文：“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重之于尧舜，大桀小桀。轻之于尧舜，大 小 。”[4] 第2450页

其三，意引原文。即只引原文的大意，文字与原文有较大差异。《春秋穀梁传注疏》卷12，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范甯《注》：“礼：君赐之环，则还；赐之玦，则往。”杨士勋《疏》：“‘君赐之环则还，赐之玦则往’，荀卿书有其事。”[4] 第2412页查《荀子》二十七《大略》：“绝人以玦，反绝以环。”则范《注》所引则只是其大概。另《滕文公章句上》原文“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周谓之彻，殷谓之助，夏谓之贡，其实一也”[4] 第2450页。另《论语·子罕》原文：“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春秋穀梁传注疏》引文作“文王既没，其为文之道，实不在我身乎。”[4] 第2451页

其四，引文错误。范甯、杨士勋在给《春秋穀梁传》作注疏时，有时因疏忽大意，将引文的出处误植，或所称引自某书的材料却不能查对。如《春秋穀梁传注疏》卷20范甯《注》有“矛楯之喻”。杨士勋《疏》以为“《庄子》云：楚人有卖矛及楯者，见人来买矛，即谓之曰：‘此矛无何不彻。’见人来买楯，则又谓之曰：‘此楯无何能彻者。’买人曰：‘还将尔矛刺尔楯，若何？’”此典在《庄子》书中查找不到，当出自《韩非子·难一第三十六》：“楚人有鬻盾与矛者，誉之曰：‘吾盾之坚，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之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因此，杨士勋将其由《韩非子》误植于《庄子》一书中。

第五，《春秋穀梁传注疏》所引书有一定的唯心主义色彩。

《春秋穀梁传注疏》卷1：“隐公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范甯引京房《易传》加以注解：“日者阳之精，人君之象。骄溢专明，为阴所侵，则有日食之灾。不救，必有篡臣之萌。其救也，君怀谦虚下贤，受谏任德，日食之灾为消也。”[4] 第2367页《春秋穀梁传注疏》卷5:“庄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星陨如雨。”范甯引刘向曰：“陨者象诸侯陨坠，失其所也。又中夜而陨者，象不终其性命，中道而落。”[4] 第2382页《春秋穀梁传注疏》卷14：“成公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杨士勋引刘向云：“冰者阴之盛，木者少阴，木者少阳，卿大夫之象。”并加以解释：“此是人将有害，则阴气胁木，木先寒，得雨而冰也。”[4] 第2322页《春秋穀梁传注疏》卷18：“昭公二十有五年，夏，有鸜鹆来巢。”杨士勋引刘向曰：“去穴而巢。此阴居阳位，臣逐君之象也。”[4] 第2440页京房、刘向均是善“推阴阳言灾异”[5] 卷75，《眭弘传》，对《春秋》经文中自然灾异与人事相联系进行唯心的解释。范甯、杨士勋注疏中还引用了一些谶纬方面的书籍，如《礼经》纬书《稽命徵》，《春秋》纬书《春秋考异邮》、《感精符》、《春秋说元命包》、《文要钩》，《孝经》纬书《援神契》等，对其中的唯心主义成分不批判，反而持肯定的态度。如《春秋穀梁传注疏》卷10：“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穀梁传》说：“外灾不志，此何以志也？曰，灾甚也。其甚奈何？茅茨尽矣。著于上见于下谓之雨。”杨士勋《疏》说：“《公羊》与《考异邮》皆云：‘螽死而坠于地。’故何休‘螽犹众也，死而坠者，象宋群臣相残害也’云云，‘上下异之云尔’。今《穀梁》直云‘茅茨尽矣，著于上而见于谓之雨’，与谶违，是为短。郑玄云：‘《穀梁》意亦以宋德薄，后将有祸，故螽飞在上，坠地而死。言茅茨尽者，著甚之验，于谶何错之有乎？’是郑意以雨螽于宋，亦为将祸之应也。”[4] 第2405页《穀梁传》将“雨螽于宋”解释为虫灾严重，符合事实，而杨士勋引用《公羊传》、《春秋考异邮》以及郑玄的解说，将自然的灾异与人事的祸福作牵强附会的关联，肯定谶纬之说。两晋至隋唐，图谶之书，已受到人们的批判和扫荡，而范《注》、杨《疏》还引用谶纬书籍来注疏《春秋穀梁传》，因此，其历史观、学术观是低调的。

综上所述，《春秋穀梁传注疏》所引的书籍是极丰富的，在今天多数古籍失传的情况下，它的保存文献之功是不可抹杀的。另外，它引用的书籍或材料，也有极大特点，如与传世文本之间的差异值得研究，特别是一些节引或引其大意的材料，我们今天作辑佚时，或者前人从《春秋穀梁传注疏》中所辑佚出的材料，在引用或使用时均应该持审慎的态度。

[①]《宋史》卷202，《艺文志一》。著录有范甯《穀梁传》十二卷 、杨士勋《春秋穀梁疏》十二卷。

参考文献：

[1] 隋书[M].

[2] 钱大昕: 潜研堂文集[M].四部丛刊本.

[3] 刘师培: 国学发微[A]. l刘师培全集[M]. 北京: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7.

[4] 春秋穀梁传注疏[M].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5] 汉书[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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