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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文主义的成立及其内涵——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为中心的基础性理解

时间:2009-8-8 16:49:52  来源:不详
念,先把自己的生命内在地客观化,然后始能肯定人间的一切人文活动,见出其能完成人格的教养作用。这就是移向客观主义”。(9)所以,在歌德的基于人格的人文主义看来,人格的发展是个性,同时也是整全性。完全的个性,不能不是“全人”,但不是全知全能,而是人的一切能力都得到充分而健全的发展。这便克服了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因对单纯个性的喜悦,而使得人的能力虽得以充分发展,却又与兽性相纠缠的弊端。这可以说是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的最大贡献。然而,歌德等人根据柏拉图哲学的“理型”而提出“人格”的概念来进入人文主义,其弊端也是极其明显的。生命诚然要客观化,从而开出其意义与价值。但歌德等人取途于柏拉图的“理型”,则是不够的,因为柏拉图的“理型”是从对象方面,以一种美学情调的观解,再佐以逻辑思辩,而把握的“体性学的有”,一种纯“形式的有”。这是一种思辩哲学,由此而进入人文主义并不能尽其全蕴,因为人文主义必须依仗生命自身的觉悟而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也就是说,依据柏拉图的“理型”而提出的“人格”概念并不能尽人性主体之切义,不能树立人之为人的“道德主体性”,并以之真正开辟出价值之源与理想之源。

以上论述了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发展,尽管在西方文化“神本”或“物本”的压迫之下,作为“人本”的人文主义并不是主流,然而它毕竟或多或少地尽了它提澌心灵、润泽生命的功效。但是,如上所述,它的限制性又使得它不能成为综摄而笼罩的形态,而成为领导文化生命前进的最高原则。那么,形成西方人文主义的限制性的关键点在哪里呢?人文主义建基在哪里,方能成为领导文化生命前进的最高原则? 

二、人文主义成立的唯一进路 

根据前面的疏解,人文主义在西方文化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其特点和功效容有差异,然其所以成立的机缘却是惊人的一致,这便是唐君毅所说的都是“由于欲对治或反抗某种文化上的偏蔽而兴起”,而决不是从人自身的觉悟而进入。这两种进路,前者取外在的反显观解进入人文主义,后者取内在的主体证悟进入人文主义。前者不能开“道德主体”之门;后者可以开“道德主体”之门。但真正的人文主义,唯有开“道德主体”之门,才能臻于综摄的笼罩形态,而成为领导文化生命的最高原则。因此,始终未能叩开“道德主体”之门,为西方人文主义各阶段的最大特点,也是形成其限制的根本原因。

西方的人文主义之所以不能打开道德的主体之门,这与西方文化中的思考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前面说过,西方文化是以“神本”或“物本”占统治地位。就“神本”来说,这是要拉空甚至撤消人的主体性,把一切都交付于至高无上的神。所以,在宗教上越虔诚,便越是要消解掉自己的主体性,“将自己投掷于神的面前而彻底皈归于神”。(10)在这里,当然不存在打开主体的问题;再就“物本”来说,西方文化的心思全在把握外物之理上,这样,以客体为主而欲把握其理,则主体方面最当行的机能便是“理智”,理智扑着外物转而活动。主体若只限于扑着外物而转的理智上,至多只能尽观察、分析、推理之能事。并不能打开主体之门,超越地分析、批判主体的各种能力。故主体之门在“物本”这里依然是闭锁的。克就西方的人文主义而言,虽然西方的人文主义者叫嚣要回到“人本”,然切就他们所开出的人文主义而言,如前所述,并没有真正地回归到“人本”,或者说,并没有真正打开“人”这个“本”。就他们所开出的人文主义的形态来看,实际上依然是停留在“物本”上,至多只是一种特殊的“物本”。也就是所,他们只是把“人本”作为一种特殊的“物本”,这当然也不能开“人”这个主体之门了。这样看来,无论“神本”、“物本”,还是所谓的“人本”,都是站在“客体”方面而有所成,并不能收缩回来站在“主体”方面,叩开主体之门以见其所成。在西方文化中,真正能触及主体之门的是作为启蒙思想的完成者和克服者的康德。康德从客体方面收缩回来,以三大批判分别透显主体在成就知识、道德和审美三个方面的能力。他在这三个方面的哥白尼式的回转,使得他不但在启蒙思想所提出的“抽象知性”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透显了知性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启蒙思想的完成者。而且进一步检定了知性主体的限度,从而更进一步地透显出道德主体和审美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启蒙思想的克服者。但是,康德毕竟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他之透显各种主体,乃是通过先验的批判,他要拉掉内在于生命的存在感受,这是一种纯粹的、抽象的哲学思考。此适合于讲批判哲学,但并不适合于讲人文主义,因为人文主义,如前所言,必须内在于生命而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而康德由先验批判而透显的主体,无法避免其抽象性,他所透显的各种主体,只是知识的逻辑圆满。也就是说,他只是把各种主体作为知识放在他的义理系统中予以解析,检定限度、厘清分际。这样,各种主体在康德那里,只是有概念性、形式性,故我们说康德只是触及了主体之门。

但人文主义要成为领导文化生命的最高原则,就不能从康德的那种概念性的主体之门进入。因为概念都有一定的内涵和外延,这表示任何概念都有一定的限制性。但作为文化生命领导原则的人文主义,不能有这种限制,它应该是“一切建构一切成就之本”,(11)这是现代新儒家对人文主义的基本看法。故唐君毅说:“人文主义不仅不会与一切含真理的主义相敌对,而且他(它)正当肯定在各种人类文化领域中,之各种主义相对的价值”。(12)这就是说,真正的人文主义是以人为“本”来建构人自身的文化,而不是一种哲学学说之一,故应该综摄、消融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与文化。现在的问题是:人文主义的开启点在哪里呢?要找到这个开启点,这既不能取西方各阶段的人文主义所走的外在的反显观解之路,因为如前所述,它们并没有真正地回归到人这个主体之上;亦不能取康德的先验批判而透显各种主体之路,因为同样如前所述,这各种主体因其形式性与概念性的限制,并不能完成人文主义所本有的综摄、消融一切有价值的思想与文化于其内的理想形态。这样,要找到人文主义的开启点,便只能走中国文化内在于生命、生活的逆觉、证悟之路。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中国文化就是要在人的具体生命中凸显出这个“几希”,以开启其内在于人的生命、生活的人文世界。这个“几希”既确保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并由此而开启了真正的人的生活。但这个“几希”并不同于十八世纪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如歌德,借助柏拉图的“理型”而提出的“人格”概念,它是内在生命、生活而逆觉、证悟出的一个精神实体。这个精神实体可以切就孟子的“性善论”而说“性体”,亦可以切就阳明“良知教”而说“心体”,其实皆是一“道德的主体”。中国文化始终肯定在人的生命中有一个完全可以自我作主的道德主体,只要去作操持涵养的工夫,则这个主体便自然会在生命中呈现。故孔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孟子亦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孟子·告子上》)。在中国文化里,通过人格的修养工夫而呈现的道德主体(心体或性体),才是真正的人之“本”,人文世界即是由这个“本”所开启。正因为人文世界系由道德主体所开启,故它并不是一种义理系统,而是一种精神境界,乃至强健的生活态度(“强健”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意),这就不是西方的人文主义所能尽其意的了。所以唐君毅说:“将中国之人文主义译为Humanism时,在内涵上受了委屈。”(13)中国的人文主义是在由道德主体所开启的精神境界中综摄一切真理,消融一切价值,即在这种精神境界的润泽中,一切真理与价值不至于发生偏执与流弊。这若借用庄子的话说,便是:“其于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稠适而上遂矣”(《庄子·天下》)。

西方各阶段的人文主义,为了救治文化上的偏执与流弊,外在地、对显地构造一义理系统,其结果是虽克服了这一种偏执与流弊,而自己却不知不觉地生发了另一种偏执与流弊,这个中的关键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文化的生发点,以中国文化来说便是:道德的主体没有被打开,文化便不能依靠人自身的觉悟而臻整全。其结果便是:“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而不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庄子·天下》)。中国的人文主义之所以能使一切调适而上遂,关键是它打开了一个“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道德主体,故在这里的一切,可以“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何以能如此呢?乃是因为人类的一切文化成就,皆系这个“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道德主体依其自身觉悟所渐次开发出。这样,人类的文化成就便不是“得一察焉以自好”的主观建构,而系这个作为文化基点的道德主体质实地流出。关此,牟宗三曾有一妙解。他认为,中国文化内在于生命、生活本身所觉悟到的道德主体,它是一个圆轮,亦是一个中心点,或者说“道枢”,人若在此不能提挈得住而得其全,则这个圆轮亦可上下、内外、正负地开,此上下、内外、正负之开即是世间各种文化系统和哲学:

1、上下的开。道德的主体一旦成为生命的主宰,则上帝亦可内在化,人若不能随此的内在化而提升生命,则多从人的负面性(如罪恶)与有限性着眼而蛰伏于上帝的全知全能全善的威严之下,此即是基督教的形态。

2、内外的开。道德主体本是“宏大而辟,深闳而肆”的,这表明文化系由这个主体由内向外的开辟。但人若只站在外面的某一点,见其相对的客观性与独立性,由此而展开为文化或哲学。如:就宇宙论方面说,“脱离那主体主义的中心而向客观主义走,建立那客观建构的宇宙论”;就存有论方面说,“脱离那主体主义的中心而向客观的独立的存有本身之体会走,建立那客观自性的存有论。……面对实有而站出来,把自己掏空,一无本性,一无本质,然而完全服役于实有便是人的本性、人的本质”。(14)西方文化中的各式的宇宙论、存有论(或本体论)大约皆如此,这用《易经》的话说,便是“后天而奉天时”的开。然而这些各式的宇宙论、存有论(或本体论)若要寻求其最后的根据,必须克就道德主体,至“先天而天弗违”的合,始能最后站得住。

3、正负的开。从道德主体的践仁尽性达到圆熟之境,则一切平平,一切落实,即儒家的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境界。但人若在此平平落实处,只见到那形而下的器而胶着于事相上,则易从负面着眼,从“空”、“无”两方面来观察宇宙人生。从“无”方面说:“无”却那事相对事相的执着,人为造作的不自然,而超显那自然无为的境界,此即为道家;从“空”方面说:“空”却那事相缘起流转的自性而当体证空,此即为佛教

4、最后,道德主体的践仁尽性而至圆熟平平之境,则“抬头举目浑全只是知体著见”,则是“天下归仁”。但人若在此提挈不住,不知是“知体著见”,而只见到“抬头举目”之生理活动,如是,只去研究这生理活动本身,此即为科学。

以上所说,包括宗教、哲学和科学,均系于道德主体所开发出,这才真正尽了“人文主义之为一切建构一切成就之本”的全蕴,这才真正使人文主义成为一个综摄的系统,不与一切含真理与价值的文化相对立,并能使之调适而上遂,成为领导文化生命的领导原则。正因为如此,方可以说,要完成人文主义的全蕴,其唯一进路便是打开“道德主体”之门。

但上述牟宗三的分疏,完全是一种理论的解说,是切就“道德主体”作为文化之本的义理解析。但人文主义,前文说过,必须内在于生命、生活本身开启一个质实的居间领域。人的内在于生命、生活的质实的居间领域主要包括:欲望的满足(幸福)、宗教的祈向和美的愉悦(审美)。真正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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