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無錫錢賓四先生一生篤行理學家言，而又能針對大時代的學術議題，客觀地研究理學。錢先生一方面強調研習理學必須本於學者自身的實踐，一方面也重視對於理學的歷史背景與特質之客觀分析。他認為做學問要先能入而後能出，不融入無法真正瞭解，不跳出則無法知道它的特質乃至限制，然而學者首先要能深入，卻不宜急切求出。理學之於錢先生，從作為人生的教訓與昭示人生的理想境界始，亦以回歸做人與為學合一的學問終。理學的道理，是錢先生的真生命而不僅是研究的對象；理學家的詩文，則是他日常相伴，造次不離的精神資糧。然而因為時代的不同，錢先生一生的學術工作，畢竟與理學家頗為相異。面對中西文化的交會與衝突，錢先生一生致力於發明中國歷史與文化的真相與意義，以為民族文化保留其可大可久的生命。宋人闢佛而爭道統，錢先生則轉而以整個歷史文化的傳承為道統。宋人一心要完成代表最高道理的宇宙與心性論的體系，錢先生則用學術思想史的眼光重新說明理學的各個層面，並進而分析其得失。這都是錢先生不囿於理學傳統的地方。
錢先生認為中國學術從明末之後，本來便應走向一個新的道路。由理學而史學，是從陽明學到浙東史學的發展。上接此傳統，下承時代的挑戰，錢先生之學所重在於認識歷史文化的傳統，而非抽象的宇宙人生之根本義理。然而他並非不講義理，只是承續浙東之學的「不離事而言理」，刻就具體的歷史文化中發掘事理與意義，因此對學者有極深的感發。錢先生的思想文化史研究及其民族與文化精神說，均與此有密切的關係。錢先生的學問，從為人之學始，深入中國學術的千門萬戶，且旁治佛學與西學，其內容早非理學所限。然而錢先生之學終究歸本於為人之學，自孔子以至於宋明儒，源遠流長，薪火相傳。
關鍵詞：錢穆 理學 實踐 做人之學 史學 道統 現代學術
一、從入之端
二、一生之浸潤涵泳
三、回應大時代的學術課題
四、結論
理學的核心是生命的學問，自古以來的理學大師都強調，學者必須秉持「切問近思」的態度，透過自家生活的真切體驗來了解理學。若僅憑藉客觀解析與語言文字的論說，則永遠無法深入理學的堂奧。理學在中國現代學術及思想史中，依然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然而現代學者往往偏從西方或所謂現代學術的立場來研究理學，卻不甚重視踐履的工夫。這種研究固然也有助於我們客觀地瞭解理學的一些特質與問題，然而其學說若缺乏真實體驗的基礎，不僅難以深入理學的精髓，且容易發生根本性的錯誤。無錫錢賓四先生一生篤行理學家言，而又能針對大時代的學術議題，客觀地研究理學。錢先生一方面強調研習理學必須本於學者自身的實踐，一方面也重視對於理學的歷史背景與特質之客觀分析。他認為作學問要先能入而後能出，不融入無法真正瞭解，不跳出則無法知道它的特質乃至限制，而且學者首先要能深入，卻不宜急切求出。[1]這種學術態度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獨樹一格，非常值得我們研究。
錢先生一生的學行與理學有極深切的關係。他早年便深好理學家言，生平為人行事則深受理學家的影響。他有關理學的著述甚為豐富，而可以代表其晚年定論的大著作則為《朱子新學案》。其一生學思所受理學多方面的影響及其有關理學的研究之成就為何，所牽涉均極深廣，非本文所能處理。然而錢先生之於理學從何處入與何處出──即其以何種方式接受理學的影響，又從何種角度對理學加以研究反思，當為瞭解錢先生與理學之關係的關鍵。本文謹著眼於此，並本此對理學與錢先生學術的根本異同加以探討。
一、從入之端
（一）作為人生教訓
錢先生早年讀書從人生教訓入門。他在十五歲那年，在音樂課中偶然讀到了《曾文正公家訓》一書，「不禁發生了甚大的興趣」，當下悄悄離開教室，一直讀到深夜，第二天一早還跑去書店買這本書。[2]他在四十六年之後回憶此事時說：
或許是我個人的性之所近吧！我從小識字讀書，便愛看關於人生教訓那一類話。[3]
《曾文正公家訓》與《家書》中，多為孔孟程朱的道理。曾文正論修養以「主敬」為主，更從宋人「居敬」的說法來。錢先生少年時對此書發生如此大的興趣，已可見出他對義理之學的特殊愛好。錢先生對於他自己早年所讀之書，又特別指出：
凡屬那些有關人生教訓的話，我總感到親切有味，時時盤旋在心中。我二十四五歲以前讀書，大半從此為入門。以後讀書漸多，但總不忘那些事。[4]
讀書從「人生教訓」入門，這決定了錢先生學問的一大基本特色。錢先生一生論學首重做人，與此有極大的關係。
錢先生於年輕時又特好古文，發憤讀唐宋八大家全集，自韓、柳、歐陽以至於王安石，並由王安石論議之文，轉而治理學家言：
讀《臨川集》論議諸卷，大好之，而凡余所喜，姚、曾選錄皆弗及。遂悟姚、曾古文義法，並非學術止境。韓文公所謂「因文見道」者，其道別有在。於是轉治晦翁、陽明。因其文，漸入其說，遂看《傳習錄》、《近思錄》及黃、全兩《學案》。又因是上溯，治《五經》，治先秦諸子，遂又下迨清儒之考訂訓詁。宋明之語錄，清代之考據，為姚、曾古文者率加鄙薄；余初亦鄙薄之，久乃深好之。所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5]
由此可見，錢先生治理學實在治經學、先秦諸子、考據學與史學之前。古文家講究文以載道，錢先生因古文學而喜好以明道為任的理學，本屬自然。而由錢先生之自述，可見他的學術個性，本來頗近於義理之學，並由此而深入學問的天地。錢先生對此曾說：
顧余自念，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阨，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雖或毀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矱，時切其嚮慕。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雖數十年光陰浪擲，已如白駒之過隙，而幼年童真，猶往來於我心，知天良之未泯。自問薄有一得，莫匪宋明儒之所賜。[6]
可見錢先生的學術不僅由義理之學入門，並於此「得力最深」，終生奉行理學家有關人生的教訓，而成其充實而有光輝的人格與學問。錢先生之於理學，從一開始便特重實踐與體驗，亦由此可知。
（二）追求文學與義理合一的美善境界
錢先生早年所好既在古文，他治理學便不能不受文章之學的影響：
余之自幼為學，最好唐宋古文，上自韓歐，下迄姚曾，寢饋夢寐，盡在是。其次則治乾嘉考據訓詁，藉是以輔攻讀古書之用。所謂辭章、考據、訓詁，余之能盡力者止是矣。至於義理之深潛，經濟之宏艱，自慚愚陋，亦知重視，而未敢妄以自任也。[7]
理學家致力於昌明義理，對於辭章之學，大多鄙薄不為。錢先生此處所謂能盡力者止於「辭章、考據、訓詁」而不敢自任以「義理之深潛」，其學術態度已與多數理學家有所不同。錢先生又曾追記他的小學國文老師所教文章中選有陽明〈拔本塞源〉論與朱子〈大學章句序〉，此事有助於使他：「此後由治文學轉入理學，極少存文學與理學之門戶分別。」[8]錢先生一生為學不僅沒有文學與理學之門戶，也不存程朱與陸王的壁壘。[9]然而理學家之所以有門戶，實緣於其辨明至道的熱誠。錢先生則合理學於文學，使得理學之於他從開始便主要是一種學習做人，不斷提高人生情境與意境的學問。因此對於錢先生而言，各家所長可以兼採，不必歸於一是：
理學者，所以學為人。為人之道，端在平常日用之間。而平常日用，則必以胸懷灑落、情意恬淡為能事。惟其能此，始可體道悟真，日臻精微。而要其極，亦必以日常人生之灑落恬淡為歸宿。[10]
錢先生認定理學的宗旨在於「陶鑄性情，扢揚風雅」，並特別提倡透過理學家的詩文去瞭解其內心。[11]「吃緊為人」本來是理學的核心要旨，錢先生此說自然深得理學的精神。然而不直接從事於最高義理的辨明以及本體、宇宙、人性論的體系與根源之講求，亦使錢先生的學術，自始便與傳統理學家有所不同。對於錢先生而言，為學首重在於學為人，先賢之典型具在且各有所長，後人實不必多事理論的辯論，而應於生活中實踐體驗以求自得之。同時代與稍後學者，如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牟宗三等，因受西方科哲學與佛教唯識學之影響，偏從理性與思想語言以辨明「至道之所由出」，其學術路徑與錢先生頗為相異。[12]
二、一生之浸潤涵泳
（一）真生命的泉源
錢先生的理學，從開始便與生活結合，致力於實踐古人有關人生的教訓，以不斷提高生命境界。這個態度，既影響了他一生的立身行事，也影響了他對於中國學術與文化傳統的整體詮釋：
我常想，中國學問與西洋學問最大的不同，在於學者的本身，比他在學術上的表現更為重要。……回想我這一生的為人、生活，受到好些古人的影響。我雖然極少寫詩，但愛讀詩，最佩服二位詩人：陶淵明和陸游。……我所受到的影響，可以在我做人及生活中表現出來。由這二個例子（案：陶淵明和陸游對錢先生的影響），我可以更進一步回答你們的問題：中國學問，就是學做人。[13]
中國學問以學做人為核心，錢先生的學問也以學做人為核心。一方面極重視義理與文學合一的人生境界，一方面則以完成此種理想人格為第一義：
知識只是生命使用的工具，權力也是生命使用的工具。為了要求生命滿足，才使用知識和權力。生命所使用的，都只是外物，不是生命之本身。生命不能拿知識權力來衡量，只有人的行為和品格，道德精神，才是真生命。[14]
此種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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