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追求理想人格的道德精神，誠如錢先生所經常強調，乃是「足乎己無待於外」，不需要任何外在條件，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完全為自己所掌握，所以它才是人的真生命。[15]錢先生之於此真生命可以說是「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五十年代初，錢先生在香港創辦新亞書院，情況極其困難。當年還是學生的余英時先生記道：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熱，他又犯了嚴重的胃潰瘍，一個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間空教室的地上養病。我去看他，心裡真感到為他難受。我問他：有什麼事要我幫你做嗎？他說：他想讀王陽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務印書館給他買了一部來。我回來的時候，他仍然是一個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亞書院全是空的。[16]

大陸淪陷，錢先生的家人全都不及逃出，錢先生孤身在港，面對國破家亡、天崩地裂、個人一切難料的情形，他最想讀的就是王陽明的文集。其真生命之所在，由此可知。理學諸先生所創造的光輝人格，既為錢先生真生命與情感之所繫，每當國家遭遇巨變，現實世界一切難憑時，這種超越性的文化生命，便自然顯露：

余撰《朱子新學案》，又曾隨手選鈔朱子詩愛誦者為一編。及日本承認大陸共黨政權，繼以國民政府退出聯合國，消息頻傳，心情不安，不能寧靜讀書，乃日誦邵康節、陳白沙詩聊作消遣。繼朱子詩續選兩集，又增王陽明、高景逸、陸桴亭三家，編成《理學六家詩鈔》一書。余在宋、元、明、清四代理學家中，愛誦之詩尚不少，惟以此六家為主。竊謂理學家主要喫緊人生，而吟詩乃人生中一要項。余愛吟詩，但不能詩。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樂也。儻余有暇，能增寫一部「理學詩鈔」，寧不快懷。竟此罷手，亦一憾也。又有朱子文鈔，因擬加註語，迄未付印。[17]

文學與理學在錢先生的心中融合為一，而其本源則是一個個理想的人格，與他們所共同創造的人生境界。現實世界的一切種種，終究難料也難憑，唯有此境界超越古今，既是永恆的文化生命，也是錢先生的真生命。

（二）優遊饜飫而自得之

理學家論學與論修養，主張於日用常行中時時下工夫，體之於心而驗之於事，長期涵泳而使本心本性自然發露，是即所謂優遊饜飫而自得之。[18]錢先生之於理學，以提昇人生境界與完成理想人格為學習目標。他早年研讀理學又特別得力於王陽明，認為：「陽明講學，偏重實行，事上磨練，是其著精神處。」[19]這話既點出陽明學的精神，也指出他自己學習理學的主要方向。錢先生處事明快妥貼又能堅持原則，對人情義兼重，且能使人自尋向上。他的人無論在何處，都呈現出深湛的修養工夫：

錢先生是一個很懂得生活的人，當他任新亞書院院長時，新亞正在艱苦中發展，錢先生除了每天應付紛煩的行政事務外，還要從事著述和教學，可是我從來不覺得錢先生是個忙人，在處理煩劇的工作中，錢先生總是不徐不疾，從容有度，顯出一種敬業與樂業的精神。工作對他而言是一種生活，他永不感到厭煩，更不會視為一種無可奈何的責任。[20]

永遠從容有度、敬業樂業，這是極難得的修養工夫。不僅如此，錢先生給人的感覺，誠如余英時先生所言，還總是「那麼自然，那麼率真，那麼充滿感情，但也依然帶著那股令人起敬的尊嚴。」[21]因此與錢先生相處越久，便越會感到真與善，情與理、以及人性的光明與莊嚴，都自然體現在他的人格中。

錢先生的著述，依照杜正勝先生的估計，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豐富的一位，[22]錢先生在教學與學術行政上的工作又一直極為繁重，可是他的生活，卻頗為優遊自得。常相隨於錢先生身邊的錢夫人感到他雖然工作極認真，生活卻「充滿了情趣」：

他的生活卻並不枯燥，充滿了情趣。只這些情趣，也需在長時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漸去體會。最使我受影響的，是他永遠保持著樂觀心情，使家庭中朝氣充沛。他喜歡接近大自然，我們在香港時，先後兩個家都可以望月，可以觀海，得了空閒，他喜歡自香港山頂看海上落日，看夜景，或是到九龍鄉村漫遊。他對於一年四季陰晴冷暖的變化，都覺得意味無窮。[23]

這種朝氣充沛與四時佳興常在的心境，正是程子所謂「鳶飛魚躍，海闊天空，活潑潑地」氣象。

錢先生生活有節，既熱情奔赴人生的理想，又重視生活的調適與品味：

他的每日工作總是適可而止，從不過勞，但也沒有一日間斷。身體好時，工作時間較長，身體差時，工作縮短。除了臥病在床，從無一日不讀書或寫作，就在養病時也愛吟詩。出外旅行，更是他吟詩作詩自遣的最好時機，但隨作隨棄，很少留底。[24]

他不僅好吟詩，更好讀古人詩集。而他所讀的詩則多本於性情之所好與所宜，兼具怡情與養性的作用：

穆不常作詩，但好讀古人詩集。以為「吟前人詩，如出己肺腑，此亦人生一大樂趣」。其於前代詩家，特重淵明，自謂「性偏剛進，陶詩閒適，高明柔克，實於自己偏處求補」。而此詩鈔，亦皆取心境恬淡胸懷洒落之作，示學者以「進窺理學一新門徑」。[25]

錢先生又喜好遊歷、音樂、棋藝與大自然，生活多采多姿，而人生一以理想為依歸：

終其一生雖一介書生，但治學之暇，喜遊歷，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寧中，得人生至趣；又於棋管遊藝無所不愛；交遊頗廣，論議敏健，先後辦學，一以理想為依歸，兼此諸端，可謂多采多姿，亦可謂學林一異人！。[26]

以一代之大學者，生活卻如此文學、藝術化而又富有最高之理想性，於古人中與朱子實最為接近。

錢先生著述雖極豐富，然而他更看重的是讀書。他認為著述只是讀書有得的副產品，讀書才是本源。錢先生的日常生活以讀書為主體，而其讀書態度，則表現出最高的修養。在這一方面，錢先生深受「朱子讀書法」的啟發，強調「虛心」、「靜心」、「寬心」、「精心」、「反覆不厭」、「白直曉會」、「去己見」、「去成見」、「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不要鑽研立說」、「寧詳勿略、寧下勿高、寧拙勿巧、寧近勿遠」。[27]讀書即修養，修養不夠，無法讀書。錢先生以此方法讀書，並以此方法教人：

賓四師對學生，除了日常解答疑難問題之外，總是反復強調要從從容容地讀書，要有耐心，要細心體味，不能只顧翻書，只為查找需要的材料而讀書。賓四師常諄諄教導根基要扎實，要能讀常見書，而又從常見書中見人之所未見。[28]

讀書態度也就是做人做事的態度。學術即見心術，心術不正，追求速效，我執我欲，必然影響學術，尤其是人文學術。學者的本分在讀書，是為追求道理與真理而讀書，志向必須遠大，腳步必須踏實，心思尤其必須專注，其過程有如登山：

賓四師也常常談到如何讀書，反復強調讀書時要能一心用在書上，心無旁涉。而觀賞風景時，也要一心用在山水之間，要能乘興之所至。……賓四師還說過讀書如登山，拾級而上，每登臨一山峰，俯視山下，必有不同，殆至頂峰，然後方能領略一個全新的境界，方能"一覽眾山小"。[29]

拾級而上，步步落實，一心在書本裏的風光。一書或一家之學研讀完畢，則有如登臨一山峰；要一路攀至群峰之頂，而後能「一覽眾山小」。如此讀書，心胸開闊遠大，又能虛、靜、踏實，實在是最好的修養工夫。錢先生一生學問之博大精深，平正篤實，正是其心地工夫之展現。

（三）行止坐臥皆敬定

錢先生自年輕時便力行理學與儒、釋、道三家有關修養的人生教訓。長年的工夫，加之以讀書即修養的鍛鍊，使他的人生達到了行止坐臥皆敬定的境界：

他年輕時為求身體健康，對靜坐曾下過很大功夫，以後把靜坐中的「息念」功夫應用到日常生活來，乘巴士、走路，都用心「息念」，所以一回家就能伏案。不僅如此，最得益的是白天在學校應付一件件接踵而來的人與事，只要有幾分鐘空閒，就能使腦子裡「息念」。

賓四常對我說：做學問的人，最重要的須能專心一志，心中不能有一絲雜念。他說：息念是一門很大功夫，靜坐當然是幫助人息念的好辦法，只是靜坐很花時間，又要有個安靜的環境。他自從到香港，時間環境都不許可，無法靜坐，自己只好變通改為靜臥，五分十分鐘全身放鬆，腦中無雜念就是最好休息。他又利用打拳、散步、乘巴士、走路，隨時隨處訓練自己去雜念，所以每一坐下，就可以立刻用功。

這種專心一志的功夫，對他的誦讀寫作幫助很大。他又盡量避免同時把心作兩用。如果他正在寫一本書，而另要寫一篇短文，他也一定要把書中一節寫成一段落，才另寫短文。[30]

錢先生當時在新亞，環境艱困，人事紛拏，然而他「每一坐下，就可以立刻用功」，雜念盡去。凡作學問的人，都明白這種境界有多麼困難。本於涵養與敬定之功，錢先生的寫作亦呈現特殊的風貌：

賓四說他自己寫書或文章，有的常是存在腦中二三十年以上的題材。到他決定動筆，又總有一段心理準備的時期，提起筆來綱目有序。就是平時應人請寫的小文也如此。所以他寫稿，不論一篇文章或是一本書，總是從頭到尾，整整齊齊一筆寫下，從不需別人代抄。[31]

不僅小著作如是，連印成六大冊的《朱子新學案》亦如此。這一方面是「厚積薄發」的工夫，一方面也是心靈極度明澈與天機活潑的表現。學界一般都認為錢先生的學問為不可學，所謂有其志趣者，無其學識，有其學識者，無其才情。[32]然而錢先生之學固然植基於高卓的天賦，其志趣、學識、才情亦與他的修養工夫不可分。醇篤精湛的修養加之以遠過常人的努力與天份，才能完成他的學問。

錢先生的修養工夫不僅見之於讀書與寫作，且見之於生活全體。程兆熊先生對錢先生的走路曾有一節生動的描寫，他說：

我們對錢先生有一個大大的發現：就是不論在如何樣的車水馬龍的香港或九龍的馬路上，錢先生橫過著馬路，總是若無其事地一步一步地走著。有時汽車衝過來的喇叭之聲大作，我們為他急煞，他仍是若無其事地一步一步的走著，汽車衝來，見之未見，喇叭之聲，充耳不聞。……梁先生（漱溟）在和你談話用思想時，那一種想得透頂，想得深湛的情態，也是誠不可及。只不過他走起路來，卻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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