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回應大時代的學術課題
（一）明歷史之真相
錢先生對於古今學術所「得力最深者」雖「莫如宋明儒」，在大陸淪陷以前卻很少從事有關理學方面的論著。這與錢先生一生所要處理的學術議題，有密切的關係：
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此一問題圍困住近一百年來之全中國人，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問題內。而年方十齡，伯圭師即耳提面命，揭示此一問題，如巨雷轟頂，使余全心震撼。從此七十四年來，腦中所疑，心中所計，全屬此一問題。余之用心，亦全在此一問題上。余之畢生從事學問，實皆伯圭師此一番話有以啟之。[1]
「中西文化孰得孰失，孰優孰劣」這一問題，所涉及的範圍極廣大，本質上非理學與辭章之學所能涵蓋。所以錢先生雖從古文學與義理之學入門，在學術的路向上卻逐漸轉而為囊括經、史、子、集的通人之學。錢先生自述其為學的過程係由古文學而理學、而經學、而子學；又因考訂《墨子》，而轉治清人考據之學；[2]最後「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3]並以史學為其學術的主要方向與歸宿。錢先生為學之過程既然如此，所以他對各家各派特別不存門戶之見，主張兼容並蓄，以成就更高的見識。[4]而其兼容並蓄的方法，則主要為一種無處不在的史學眼光。[5]錢先生天資高邁，興趣廣泛，所以能夠深入各家各派的學術。然而各家學問不免有種種衝突，若要兼取其長並得一通盤的認識，莫若各就其發生的原因、背景及其所成就的意義乃至限制作一同情的瞭解，究明其間的關係，並分別存之。所以他「讀書益多，遂知治史學」，並非偶然。此外，「中西文化孰得孰失」這一課題，基本上為一史學問題。當時一輩開風氣的學術界大師如章太炎、梁啟超、胡適之都專研中國學術思想與文化史，以解答有關議題。錢先生早年篤實地遍讀經、史、子、集四部要籍，年方逾弱冠卻遇上新文化運動，對於傳統社會與文化大肆乃至濫肆批評。年輕而熱愛傳統文化的他，不禁大為古人抱不平：
余自《國史大綱》以前所為，乃屬歷史性論文。僅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如是而已。[6]
余之為學孤陋寡聞，僅於鄉村小學中以教課之暇偶翻古籍，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僅見時論於中國歷史傳統、先哲本真多有不合，加以申辨，如是而已。何敢於學術思想上自樹己見，自唱新說。而於西方文化，中西異同，則更從不敢妄下一語，輕肆一筆。[7]
「為古人伸冤，作不平鳴」，必須以真相服人；明真相則有賴考據，所以錢先生早期最重要的文章，幾乎均屬考據性的歷史論文。[8]余英時先生曾在略敘錢先生之由文學、理學、經學、子學而考證學之後指出「清代經學專尚考證，所謂從古訓以明義理，以孔、孟還之孔孟，其實即是經學的史學化。所以錢先生的最後歸宿在史學。」[9]此說雖稍嫌簡略，然而清代考證學以明真相為目標，一轉而為清末民國以來之史學，實為順理成章。[10]錢先生雖從不趨時隨俗，然而他的學術路徑，卻自然反映了大時代的學術課題與方向。錢先生的學問，本由傳統的四部之學入手，自此之後，乃轉而為以儒學為中心的中國學術思想史的研究，而後並擴大為通史的研究，其學術規模遠非理學傳統所限。
（二）理學與學術思想文化史
錢先生的史學植根於儒學中經史之學的大傳統，同時受到當代新史學與新學術史觀點的深刻影響，而出之以獨創的個人風格。[11]其學術淵源、特色與意義所涉極為深廣，非理學傳統所能範圍，亦非此處所能詳論。然而錢先生浸潤於理學在先，而後雖轉治史學，卻仍主張四部兼修的通人之學，故其史學依然深受理學的影響。錢先生溝通理學與史學，其關鍵在於繼承了從陽明學到浙東史學的學術史發展大方向。錢先生早年深好王學，他「治王學乃特從〈拔本塞源〉之論得有領悟」[12]錢先生認為〈拔本塞源〉之論：
內聖外王，有體有用，舉凡政治、教育、道德、才能，莫不一以貫之。既理想，又具體，實足懸為將來人類社會所永遠追求的一遠景。[13]
又說：
一、講良知之學，每易側重在個人方面，而此篇所論則擴大及於人類之全體。
二、講良知之學，每易側重在內心方面，而此篇所論則擴大及於人生一切知識才能與事業。
三、講良知之學，每易側重在人與人之相同處，而此篇所論則同時涉及人與人之相異處。
四、講良知之學，每易側重在倫理問題的一部分，而此篇所論則同時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的一切問題上。
我在上章所舉的「事上磨練」，本亦是陽明晚年提出的口號。我想治王學者，應該把〈拔本塞源論〉作為從事「事上磨練」之主要題目，那便不致把王學偏陷在個人的喜怒哀樂方寸之地，而僅求其無過，像南宋理學大盛時葉水心諸人之所譏了。[14]
由「事上磨練」，致良知於事事物物進而深究「人生一切知識才能與事業」與「政治、經濟、社會的一切問題」，關心人類全體的問題，且包容人與人的相異處，這的確是王學所揭示的偉大規模。繼承此意的則是黃梨洲的「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即其本體。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以及章實齋「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此其所以卓」的學說。[15]理學的發展，至此而轉入一個全新天地。
錢先生生平對於章實齋的學術，特別愛好推崇，受其影響甚深。[16]有關浙東史學上繼陽明學這一發展，錢先生在其民國十七年所著的《國學概論》一書中，已特別指出章實齋的學問「卒歸宗於浙東之學，言史，言經世，言性命，言行事，言學問，一以貫之，而溯源於陽明之教。」。[17]至於由〈拔本塞源〉論以至於梨洲、實齋一線的發展，則闡釋於民國十九年所成《陽明學述要》一書，且幾乎為全書之結論。[18]《陽明學述要》為錢先生有關理學的第一部專著。全書自「宋學裏面留下的幾個問題」，歷數明代學理的一般趨嚮，陽明成學的經歷、變化、晚年思想與流傳。是典型的不離事而言理、「言性命者必究於史」的寫法。錢先生日後對於浙東史學上承陸、王這一事的重要性，屢屢提及。他對於這一學脈的重視，以及自身在這方面所受的影響，由此可見。[19]
《陽明學述要》雖是錢先生有關理學的第一部專著，然而錢先生最早有關理學的論述，卻見於《國學概論》一書。此書的寫法，不僅分析學術發展之主要脈絡，同時採用梁啟超所開啟的「學術史」觀點，「依時代劃分斷落，綜敘各期特有精神，並闡明其與時代的關係」。[20]因此錢先生對於宋明理學，一方面勾勒它所承續儒、釋、道、陰陽家之傳統以及內部流派之發展分合，一方面指出此六百年之理學的基本精神，在於「大我之尋證」，此所以其學與佛、老大為不同：[21]
余嘗論先秦諸子為「階級之覺醒」，魏晉清談為「個人之發現」，宋明理學為「大我之尋證」。則自此以往，學術思想之所趨，夫亦曰「民族精神之發揚」，與「物質科學之認識」是已。此二者，蓋非背道而馳、不可並進之說也。至於融通會合，發揮光大，以蔚成一時代之學風，則正有俟乎今後之努力耳。[22]
對於時代精神的發掘，實為錢先生學術的一大特色。錢先生精於史學，所以不採取宋人狹窄的道統說，然而他企圖綜合各時代之精神，以得出民族與文化的真精神。「物質科學之認識」偏於外，偏於用。「民族精神之發揚」則屬於內，屬於體。此精神對於錢先生而言，實有取代宋儒道統說的意義。
錢先生在日後的《宋明理學概述》一書中曾特別指出，學者必當溯源竟流才能明白一個時代思想的意義與得失：
求明一代之思想，必當溯源竟流，於全部思想史中其師承，踵其衍變，始可以明此一代思想之意義與價值。往年曾著《中國思想史》，雖篇幅有限，而綱宗觕立。讀者治此書，必與上書觀，始不為此一代之思想之所囿，亦可明此一代思想之所闢。[23]
而錢先生整部《中國思想史》的作意則在於「抉發出中國思想之真實的生命」：
本書旨在指示出中國思想之深遠的淵源，抉發出中國思想之真實的生命。學者由此窺入，明體可以達用，博古可以通今。庶乎使中國民族之將來，仍可自有思想，自覓出路。[24]
必須明此民族思想的真生命，才能使中國民族的未來「仍可自有思想，自覓出路」。現實的中國一片混亂與災難，然而悠久歷史的真生命必然不會斷絕，其精義與精神也必然在未來發揮作用。錢先生這番話，足以讓人聞之興起。[25]昔年章實齋曾說：
天人性命之學，不可以空言講也。......故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於人事者。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後人貴經術，以其即三代之史爾。近儒談經似於人事之外別有所謂義理矣。[26]
談義理不可離開歷史中實際的人事，繼往聖的絕學，必須切於古人的人事。錢先生不離具體的歷史來發揮先賢的學術思想，這依然繼承了「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於史」的傳統。而他對於民族與文化真生命的發揮，則似乎有得於陽明學的精神。錢先生在《陽明學述要》一書的最後結論說：
此後講王學的，能把浙東和顏、李及戴、焦三派，融和會合；再歸之浙中、江右、泰州，萬派歸宗，而溯源於陽明；一爐共冶，海涵地負，再從博雜見精純，再從艱深得平易，庶乎重發陽明良知精義，為宇宙開奇秘，為斯民立標極，那便是命世的豪傑。[27]
萬派歸宗，而溯源於陽明，以發明良知精義，這是就陽明學的流衍而言。若就儒學而言，則是千門萬戶同歸宗於孔子。若進而論民族文化精神，則又必須包納百川千江，一爐共冶，「從博雜見精純，再從艱深得平易」，以見其真生命。錢先生早在寫《國學概論》與《陽明學述要》時，便已然企圖從史學中重新發明古人言行的精義，以「為斯民立標極」。他有關歷史文化精神的說法雖成於晚年，其淵源早見於此時。
錢先生為學為人均踏實謹慎，不好空論。在《國史大綱》以前所為，大抵均屬歷史性與考據性論文，其目標限於求歷史真相，為古人鳴不平。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西方文化的問題紛紛呈現，錢先生乃決心公開提倡中國文化，並進一步比較中西文化之得失。民國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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