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旦挣脱了传统的教化本义，一如伽达默尔把“教化”定义为“人类发展自己的天赋和能力的特有方式”，教化者和被教化者同时隐身不见了。于是，“文化”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超越族群、超越阶级、超越政治、超越地域、超越时代的自在自为的精神实体。至于“文化”能否超越现代民族国家的疆界，完全视不同语境而定：如果你需要强调“文化交流”时，它便是可超越的；如果你需要强调“文化冲突”时，它便是不可超越的。在汤因比这样伟大的西方历史学家和亨廷顿这样不甚伟大的西方政治学家笔下，“文化（文明）”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分析单位，原不足为奇。吊诡的是，鼓吹“复古更化”的新新儒家蒋庆（以区别牟宗三、杜维明一辈的新儒家），却在那里数典忘祖地奢谈“王道文化”和“霸道文化”（霸道何来文化，简直是不通家法），“君子文化”和“小人文化”（同样不通）。

挣脱了教化本义的“文化”在社会学家那里则点化成为任何人群的共同行为模式，于是人人大谈饮食文化、性爱文化、官场文化、民俗文化、城市文化、农村文化、老年文化、青年文化、异域文化、本土文化、企业文化、校园文化……，有多少种行为模式就有多少种文化，但无论哪一种“文化”都在远远地躲避教化，或自以为成功地躲避了教化。最不幸的是所谓的“大众文化”，它独身担荷了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荣耀和几乎所有的罪恶，从而无论海德格尔、施米特这样的右派还是霍克海默、阿多诺这样的左派，都将“大众文化”视为其批判火力的靶心。连施特劳斯也不吝笔墨地写道：“大众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它被没有任何智识和道德努力的最低劣的能力所占据，并是极为廉价地占据。但即便是大众文化且恰恰是大众文化，需要所谓新观念的事物的不断支持，这些新观念是那些所谓有创意的人的产品；连歌曲广告都会失去吸引力，如果它们不随时更新的话。”（施特劳斯：《什么是自由教育》）也许施特劳斯不懂汉语，没有读过孟夫子的话：“予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之而已矣”。（《孟子·告子下》）“大众文化”其实是一种教化，在每一条广告语、每一首流行曲、每一出肥皂剧、每一本漫画书的背面都大书四个字：“勿谈政治”。

如此说来，国朝文化保守主义者心中想保的“文化传统”莫非即是教化传统？莫非即是《周易·贲卦》所说的“观人文而化成天下”？只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急火攻心，忘记了：“六经”原是古代天子秘藏的政治典籍，是用来教化精英、而非用来教化民众的，更非村学究用来课童的；即便是精英子弟也须“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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