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前言：城市的視覺再現
當代都市充滿了影像。大量產出且複雜異質的影像，構成了新的視覺經驗，亦即新的城市經驗。繁麗街景與宏偉建築，雖已屬尋常景觀，卻因為不斷變換的店面與招貼，而維持不會厭膩的城市奇觀；巨大的電視螢幕牆，比起前個世代絢麗的霓虹閃爍，更能誘惑市民的眼光，為都會灌輸迷離的資訊光影；連通全球的電腦網路，則將這城市影像奇觀，伸展為無垠的數位迷宮。這是城市的視覺再現，也是影像化了的都市現實。
面對當前的都會世紀與影像時代，學術界有關「城市與視覺再現」的研究自是方興未艾，出現在電影研究、文學評論、文化地理學、都市研究與文化研究等領域 。城市影像和視覺的課題，通常糾結了再現與真實、凝視權力與視覺監控，以及主體與認同形構等議題。其中以後結構主義思潮影響下，對再現的重新思索最為緊要。簡言之，新的認識論立場乃是批判過去的反映論再現觀（再現是中立透明的媒介，反映現實，但次於或從屬於現實），主張再現具有建構現實的積極作用；權力運作、主體位置、認同塑造等課題，便隨著「建構」這個概念所展開的空間而陸續引進了研究視野之中。
比較極端的建構論立場，如德希達（Derrida, 1976: 163）廣為人引用的「文本之外別無他物」主張，甚至暗示了沒有源初，沒有超乎再現之外的「真實」，只有論述和表意模式，或如布希亞（Baudrillard, 1983）的「超真實」（hyperreal）和「擬像」（simulation）概念也引發了質疑現實存在的類似效果。即使不採取這種極端立場，在經過了後結構主義的認識論洗禮，以及文化研究的風潮之後，再現與意義生成的課題，已然是任何社會分析不可或缺的一部份了。我們或可引一段文字來說明：
引起爭議的說法是，根本沒有城市這種東西。反之，城市所指涉的空間，乃是由具有歷史和地理特殊性的特定制度、生產與再生產之社會關係、政府的作為、溝通的形式與媒介等等，彼此交互作用而造成的。我們稱這個複雜分歧狀態為「城市」，便賦予了它連貫性或整體性。因此，城市主要是個再現。但這是哪一種再現呢？如果類比於目前很流行的國族是個「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想法，我會主張城市構成了想像環境（imagined environment）。這種想像裡牽涉的論述、象徵、隱喻和幻想，是我們賦予現代都市生活經驗意義的憑藉，而且跟實質環境的物質決定因子一樣，都是社會科學的重要課題（Donald, 1992: 422）。
作為「想像環境」的城市，以及其中牽涉的論述、象徵、隱喻和幻想，有許多是視覺層次的再現。視覺再現與城市之間，雖然難分難捨，但我們可以區分出幾種關係和層次，作為思考的出發點：就再現的性質而論，有(1)「真實」或「虛構」城市的再現（如電影或廣告中的城市形像）；(2)城市本身就是一種再現系統（視城市為文本的組合或表意模式）；就再現的功效而論，有(1)藉由再現來構築城市（透過再現來操弄城市的意義、功能與認知等），以及(2)符號化的城市所召喚的再現效果（城市或城市某部分作為象徵符號，例如「紐約」作為美國夢的代表）等。當然，這些再現與城市都是多元複合、交錯重疊的；不過，縱然再現的建構與城市「現實」之間並無一一對應的關係，但總是與特定社會與歷史脈絡緊密相關，涉及了「誰的再現」、「為了誰而再現」，以及再現之生產和解讀的問題。
本文站在前述的理解和發問上，企圖透過分析一份迄今發行超過400期的官方月刊《台北畫刊》（Taipei Pictorial），來檢視影像城市（imaged city）的建構方式與再現效果。國內有關城市和再現的分析，大多集中於文學和電影方面 ，較少見到平面影像的探討。本文除了補足平面雜誌影像方面的闕漏外，也著眼於《台北畫刊》連續累積已達卅三年的豐富資料，可以從事比較長期的歷史分析，探索不同時期的再現方式。此外，《台北畫刊》作為官方宣傳刊物（台北市政府新聞處發行），讓我們可以集中觀察官方所營造的城市想像環境，及其意欲達致的再現效果。當然，本文選擇了《台北畫刊》作為文本分析的主要對象，便捨棄了更多其他官方與非官方的城市再現材料 ，不過專注於特定機構製作的文本，也方便我們集中焦點探究其獨特的再現建構方式；再者，即使同樣都是《台北畫刊》，也不表示其城市再現一以貫之、立場單一，還是有歷史性的發展與變異，以及內蘊的緊張和矛盾。
當然，文本分析取向總是有如何接合文本的生產過程、社會脈絡，以及閱聽大眾對文本的反應，亦即文本之影響的問題。歷史比較也必定是從當下的視角與立場出發來看待過去，而過去的文本在當時環境裡，或許有從當前的角度觀照不及的面向（尤其是當時人對當時文本的反應，必定與筆者處於今日位置對當時文本的觀感不同）。這些都是本文目前的侷限，需要更廣遠的研究努力來添補。
後文大致分為兩個部分。首先，從刊物的基本性質、封面封底的圖像特徵、排版形式，以及主要內容與影像表現方式等幾個方面，區分出幾個不同的時期，描述和分析《台北畫刊》作為官方影像城市之再現的營構方式與可能效果，並運用「視覺意識形態」與「文化治理」這兩個概念，來提出理論層面的綜論。其次，筆者進一步挑選《台北畫刊》中反覆出現的專輯策劃，即目前已進行至第五回合的各行政區概況介紹，以便從事另一個角度的歷史比較，透過其中對各行政區的再現方式與敘事手法的差異，勾勒出每個時期意欲宣揚或反映的整體都市意義與個別地域意象。最後，結語部分強調在都市意義的持續塑造和衝突中，影像再現與生產是都市意義競逐的重要場域。

2.視覺化城市史：都市意義的塑造
《台北畫刊》的特色自是強調圖片的表現，但文字也扮演了重要角色。一般而言，相對於圖片所展開的較廣闊而模糊的意義範域，文字（正文及圖說）傳達意義的作用，可說相對較為精確，因而文字具有「錨定」圖片意涵的效果（試想一幅顯示磚牆瓦屋的照片，圖說標為「古蹟」和「廢墟」，就有不同效果）。當然，圖片本身所召喚的直接而「自然」的視覺經驗，也很有可能與圖說文字的解說產生扞格，彼此衝突，從而開啟了意義分歧、曖昧的流動空間。《台北畫刊》作為龐大的圖文資料庫，其中蘊含的可能意義非常龐雜多樣，但本文還是企圖藉由幾個形式與內容上的特徵，梳理出不同時期的主調。
以下的分析基本上集中於影像與文字文本，而不及於文本的製作生產與閱讀接受的過程。採用的方法雜揉了簡單的內容分析、組成詮釋與文本解讀，容或有不嚴謹與主觀解釋之處，但也確認了本文亦自成一篇有特定立場和觀點的城市再現建構。分析的要項包括封面封底、排版樣式、影像表現，以及報導內容與敘事方式。
2.1 復興國族的戰時首都VS.邁向現代化的都市：1968.1-1980.12
《台北畫刊》創辦於1968年一月。前一年的七月，台北市才由民選首長的省轄市，改制為市長官派的直轄市。這個時期官方塑造的都市意義主調，可以用每一期涉及市政建設計劃或回顧的報導裡，幾乎都會於文首引用的蔣總統訓示為代表：「現在我們是處於戰時戰地，時時刻刻都在戰備狀態之中。台北市為中央政府所在地，亦即為戰時的首都，台北市改為院轄市的目的，即在建設其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都市，以適應戰時需要」。這段話看似明確，其實包含了兩種不同的都市意義，即「戰時首都」與「現代化的都市」，分別聯繫上中央政府的反共復國意識形態與威權統治，以及維繫經濟發展所需的都市基礎建設。這兩種意義在敘事裡一向連結在一起，但有時候卻會流露出彼此間的扞格。
就兩種都市意義的連結而論，大致上是將現代化都市的建設發展，鑲嵌於反共復國、效忠國家領袖的敘事架構之中。我們可以分別從文字敘事和視覺影像敘事兩方面來探討。文字敘事方面，我們又可以細分為每期整體內容與單篇市政報導的敘事來談。
就每期報導的整體內容而論，除了市政建設報導外，主要類別還包括了中央政府要聞（國內外參訪、外賓接待、首長視察、會議慶典、交接剪綵等），國家建設（如十大建設）、反共聯盟會議與反共人士、運動會、國際比賽獲獎、文化復興運動、中華文物介紹、大陸風光、史蹟源流、民間節慶報導、救國團暑期活動、空防演習、短篇小說等。這類與台北市無直接相關的報導，其意旨大多落於宣揚國家建設與各種活動的輝煌成就、與友邦結盟和反共成果、民生樂利景象，以及懷想故國等，並展現為了民族存續和自由繁榮而團結奮鬥，在領袖英明領導下勵精圖治的集體氣氛（所下標題便可見證此種氛圍，參見附表二）。
這意味了台北的都市意義編織於一個更大的脈絡中，這個脈絡讓台北市嵌埋於以中華國族復興為核心的文本組構裡。有關市政建設與發展的報導，大多強調追求進步與邁向現代化的必要，但其成就是整個國族復興計劃的一部份。國家官式活動報導通常放在每一期的最前面，也清楚宣告了中央凌越於地方的基本首從關係。綜言之，任何類型的報導，不論是市政建設、中央活動，或是軟調的節慶風光和小說，都不離中華國族復興的主軸。
專就市政相關報導的敘事方式而論，有以下幾個特徵：(1)以施政報告的形式分項列舉，述明施政依據、目標、時程、經費及其他各種數據（長寬、數量）等。(2)除了道路交通、住宅、市場、社會福利、環境衛生、教育醫療等一般市政主題外，通常還會附加「推行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作為施政重點之一。(3)文首必以義正嚴詞的論說文式宏偉修辭開場，不是配合反共復興的神聖目標，作為市政建設的最高原則，便是遵奉首長英明指示，或是呈獻成果給總統祝壽（蔣介石去世後，則多以貫徹總統蔣公遺訓開首）。文末則幾乎都是期許邁向進步、繁榮與現代化的國際都市作結。茲舉數例如下：
以本市今天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各方面所處的重要地位，不但為反共大業的神經中樞，同時也是雄峙西太平洋最堅強的反共堡壘，隨著改制後，更邁進了一個新的時代，肩負了無比艱鉅的任務。際此時會，建設台北市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國際性都市，真可說是經緯萬端，任重道遠（〈台北市改制一年〉，1968.6，6期，p. 8）。
台灣是中華民國的復興基地，台北市是中華民國的戰時首都，是推動反共復國大業的領導中心…總統昭示：台北市改制的目的是要建設台北市為現代化都市，以適應戰時需要。行政院蔣經國院長…指示：要將台北市建設成為三民主義模範市。因此台北市在改制後的各項重大市政建設，均遵循　總統昭示的最高施政指導原則，與蔣院長指示的建設目標，全力推動，積極邁進（〈從食衣住行育樂看市民生活改進〉，1973.10，70期，p. 10）。
蔣公特別垂懷台北市的建設與發展，他老人家的指示，要使台北市建設成為三民主義模範市，以為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的起點。台北市自改制以來，各項市政建設，均本此遺訓，努力推進。台北市之有今日，全是　蔣公特別垂懷之所至（〈台北市改制十年來的建設與服務〉，1977.6，114期，p. 4）。
李市長強調，台北市能有今天的規模，完全是中央正確領導，社會各界密切配合以及全市市民團結支持的結果。…蔣總統已經為我們指出了建設的目標…我們有信心、有決心、有誠意、有勇氣無畏任何困難，勇往邁進，為台北市政開創嶄新的境界，為三民主義模範市奠定不朽的業基（〈兩年來的台北市政建設〉，1980.6，150期，p. 22）。
以今日角度觀之，這些修辭套語只是因循習例，很少人會當真。但正因為形成了習例，從而確認了某種難以違逆的思考和表現方式，在反覆論述中肯定了強人權威與政府的領導地位。不過，在這套國家權威論述底下，實際推展的卻是大規模的開發建設，尤以道路、橋樑、隧道、堤防、高架道路、住宅為最，這些也正是都市影像所呈顯的現代化主題。
影像方面，可以區分為封面封底和內文照片兩部分。這個時期的封面大抵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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