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以“人文纪录片”进行自我定位的《江南》》、《徽州》、《徽商》等创作群体的系列作品，让我有强烈的回到八十年代的感觉，——这既包括一种理想主义的追求，那种似乎更多是八十年代的情怀，也包括这些片子处理影像的方式。
“人文纪录片”如何定义？我们今天为何要用“人文”来命名纪录片？八十年代没有这个词，那时候叫专题片。所谓专题片，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中央台有一个部门叫专题部，由它所生产出的节目就叫“专题片”，其基本使命是完成国家意识形态任务。八十年代专题片的繁荣，既和当时知识精英的文化寻根热有很大的关系，也是新的改革时代国家动员的需要，这导致了一大批以《话说长江》为代表的大型系列专题片的出现，祖国的大好河山风土人情成为重新审视和建构新的中国认同和中国意义的资源，“爱国主义”是这些由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系列节目的主旋律。最具有民族象征意义的地理空间概念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专题片的内容，而《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之类专题片则对应着这个国家“开放”的合法性。但是从八十年代初对母亲河的颂扬：你用甘甜的乳汁哺育各族儿女，到八十年代末对另一条悠久历史河流作为中华文明衰落象征的悲悼，文化寻根以一种内部断裂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它对应着这个社会和时代的断裂，在惊心动魄的断坼声中分娩的是极不寻常的九十年代，一个市场经济的时代。在间隔二十多年之后，怎么样来重新理解我们纪录片观念的改变？这些改变是否应该和怎样进入到今天纪录片的理解和创作中来？它是否说明了对今天这个时代的理解并无捷径，正是因为那个创伤性的断裂，以至于我们仍然不断地有回到八十年代的冲动，不为了回到过去，而是为了回到今天。今天已经出现了重拍八十年代系列片的热潮，从八十年代的《紫禁城》到今天的《故宫》；《再说长江》正在热播，《南方周末》在报道中借用吴文光的话说，二十多年前的《话说长江》，你看了二十多集，能记住一个人吗? 而今天制片人的理念是，二十多年后的《再说长江》没有人，这集就不能成立。从底层和个人的视角来建立中国影像是新纪录运动的成就，它已经深入人心，也深入体制。把两个片子中关于长江的地理版图一叠印，就成为国家改革开放的成就展。
但是变化在于，除了对具有全民族象征的人文地理遗产进行影像表达的国家叙述，地方影像正以八十年代所没有的意义开始凸现，它体现在这一系列的片名中：《江南》、《徽州》、《徽商》、《晋商》……，“打捞失去的商业文明”，这句口号可以看成是这些人文纪录片在今天的意义。它们是透过市场经济的视野去回顾历史，并通过对中国历史地理的再次回溯，呼应着史学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这似乎是对《河殇》的反动，但是在断言和悲悼古老的商业文明没有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先驱时，它们所共享的历史假设是一致的。只是今天它们的名字叫“人文纪录片”，文化是八十年代的关键词，人文则是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以来一直到今天的关键词，与“人文精神”失落的焦虑相反，今天的人文/地理类纪录片正在成为中国电视产业的一大热点，人文地理也是方兴未艾的中国旅游产业的热点。这个时代正在建构一种怎样的“人文”话语呢？

                      （二）

所有这类人文/地理类纪录片首先需要处理的是时间和空间的关系，空间是地理，人文则需要时间/历史来体现，也就是在特定的地域概念里去处理时间、与人的历史的关系。构建怎样的时空关系，直接体现了怎么样去理解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比如《故宫》的第一个镜头，是从皇帝的宝座上拉出，穿过宫殿，进入殿门，大门洞开，现代游客从门外涌入，镜头从游客中穿过，并在拉升中显现出中国的地理版图，镜头依然不断拉升，直至中国融化在旋转的地球中，——这样一个用现代电子特技制造的、采用内部蒙太奇方式的长镜头，它所叙述的时空关系非常自觉地把不同的历史和现代联接在了一起。这正是《故宫》创作群体的追求，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纪录运动对这部片子的烙印。
“江南”和“徽州”都是空间性的存在，而空间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的概念，它本身包含着次序，也是“礼”的概念，因此，空间、历史和人文是纠缠在一起的。这个关系怎么用影像去表现出来？镜头用什么样的方式进入和建构这个空间？这都是首先需要追问的问题。但是《江南》、《徽州》创作群体想做的似乎恰恰相反，他们刻意排除了现实的纬度，把影像变成了抢救性的拍摄，——从现实中抢救出来。他们希望能够把那些过去的“物”的存在纪录下来，就像出版社在九十年代初开始热卖的老照片，把所有可能要消失的，或者正在消失的东西用影像的方式挽留下来。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却看不到时间的流变对这些“物”的影响的过程，也看不到当下的社会政治脉络对文物的改变，只剩下“物”的刹那间的存在，——表象性的存在，它依赖于镜头对物的抚摸和迷恋，镜头的抚摸感非常细腻，可以说让人非常感动，但是也让人迷惑。让人惊讶的是，在《江南》和《徽州》这两部片子当中，我们基本上看不到人，摄制组总是赶在早上五点没有人的时候去景点拍摄，以保证游客不出现在镜头中。我相信这也是非常自觉的一个追求，要刻意把现代具有破坏性的因素都清洗干净，只留下那些象征和代表传统人文美好、温馨，或者说可以寄托精神家园的“物”的遗存，所有的现代因素都被理解为一种干扰。“文化”很难固定，如大江东去生生不息，但“人文”却可以固化为“文物”，灭菌、消毒、隔离放在博物馆保存。但是我的疑问是：“物”的意义就是这样被超时空地凝固住，从而成为精神顶礼膜拜的存在吗？纪录影像的目的只是为了打造一座影像的“博物馆”让游人（只能）观看吗？近百年来血与火的历史被抽空为水晶玻璃，通过这样的玻璃去看历史，历史也就只能以文物的形式出现，以非功利的审美方式去观看了。
《徽商》、《江南》这类片子可以理解为八十年代专题片传统的延续，但毕竟具体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同。当年《河殇》是通过对自我文化和传统的彻底批判来表达现代化的焦虑。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文化重新自我定位的需求得以浮现，因此现在的人文纪录片对待传统的方式便再度颠倒过来，表现出一种对过滤了现实和真实的历史，对凝固的过去的迷恋，它和今天的“读经”热和复古热似乎属于同样的社会冲动。《徽商》和《晋商》这类的片子，是从今天市场经济的视野去回顾历史，寻找失落的“商业文明”。但它们的方式和八十年代一样，都是试图从当下的视角对历史和传统进行审判的强烈表达。这体现在它们在叙述方式上的相似，即这些片子里最主要的叙述者是画外音：一个超越了历史和现实的全知叙述，是靠文本的逻辑来推动叙述向前发展的，而影像自身的逻辑并不成为推动这些片子主题发展的叙述逻辑。所以我们看到在《徽州》和《江南》里，大量的镜头是可以反复使用的，确实他们也在反复使用，这些画面从具体的社会历史现实的脉络中被分离出来了，看上去是自由了，但却容易陷入“能指的狂欢”。导演的理想主义情怀是以此抵抗现代化对传统的破坏，抵抗大众传媒的娱乐致死，因此，这类纪录片的解说词总是以历史仲裁者的叙述方式来建立，便是理所当然的了。但是当我们用决断的方式和态度行使叙述的权利时，是否还能够反思自己历史观的来源及其有限性，“人文”的内涵和边界在哪里呢？

（三）

对以文本来推动影像的叙述方式的质疑，是我们在八十年代末首先对专题片进行的反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反思的问题是：我们是谁，我们怎样叙述，和我们为什么要叙述？作为中央台参与制作并且在中央台播出的片子，当解说词说“我们”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它的基本的国家叙述的立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立场的整齐划一，在国家的内部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空间，比如说《徽州》创作群体在制作和生产纪录片的方式上非常不同于中央台主旋律片的模式，是在很大程度上整合了民间制作的方式，包括资金来源，所以很不容易，我也很感佩这个创作群体的精神理想。但也正是因此，我们可能更需要追问上述问题。在同一创作群体的三部片子里面，我比较喜欢的是《徽商》，相对于《江南》和《徽州》来说，它有更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脉络。其中讨论市场、资本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中的关系，这些其实是这类人文纪录片背后共同的历史脉络，而这就要求主创人员对这个社会的主流历史观有强烈的反思能力。举例来说，对宗族观念的理解，《徽州》一方面指出宗族的力量对于徽商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但另一方面又把它指认为是徽商失败的重要的原因，因为他们把很多钱拿回老家去盖恢弘的建筑，光宗耀祖，而没有把钱转化为现代资本，所以终究是封建资本。这样的叙述是有悖论的，它其实关涉到我们究竟能够和怎样理解传统社会的市场经济。
一方面当然是学术界本身反思不够，而媒体很难独立承担这样的使命。另一方面对于媒体来说，首先需要确定作为影像的独立意义在哪里，而不仅仅是学术界的附庸和回声，影像的纪录方式其实可以做学术界不能做到的事情。但纪录影像工作者首先需要把自己打开，能够和学术界建立一个互通、合作与分享的关系。纪录片的导演不可能同时是专家，也不可能同时处理那么多的史料，这就需要在利用学术界的史料、观点建立判断的时候，思考怎样用影像去体现、推动或者是存疑。否则封起门来自行其道，媒体就很难体现时代精神。我也看到一些纪录片在史料处理上是非常慎重的，比如《1405 ：郑和下西洋》就非常好地处理了史料，它的“再现”本身是对史料的验证，“再现”具有能动的作用，这对于处理特别有争议、没有既定的影像资料和定论的历史是重要的，片子把所有的史料的来源和争论都摆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去考证，去南洋、土耳其等发生地去查看、寻找和验证史料，这就使得影像自身的逻辑、力量和功能显示出来了。相形之下的《复活的军团》，我看的时候很震撼，秦王朝就已经拥有那么强大的组织能力！但是我自己没有判断史料真伪的能力，而这个片子也不提供给我们这个视角，不说建立叙述的史料是从哪儿来的，是依旧什么得出这些判断的。如果不是听了李伯重教授的质疑，我可能还只是震惊于它的解说本身。我有怀疑，但是我的怀疑没有立足之处，——影片没有给出。因此，对于这些纪录片，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处理与史料的关系以及与专家的关系。能不能把争论本身摆出来，作为片中结构性的存在，而不是过于屈从那种经典的西方商业纪录片的叙述模式：先设一个悬念，然后层层解套，在片子结束的时候“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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