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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人文”纪录意欲何为?

时间:2009-8-8 16:45:08  来源:不详
人物活動(蔣經國和蔣介石最多)、國慶活動、獲獎人物(奧運、棒球、影展等)、市區街景與風景區,以及表現奮發希望的照片(童子軍吹號角、兒童民族舞蹈等),都是全幅整版照片。封底除了部分是整版圖片外,多為幾幅照片集成,除前述主題外,還有民俗節慶、國畫、花卉、藝文活動等較軟性的題材。1970年代晚期以後,都市景象的封面封底越來越多,用以表現建設的成果,也逐漸突顯了台北市本身的現代化發展相對於復國意識形態的自主性。
內文照片方面,以官方活動照片和都市建設照片這兩大類為主。由全版到小幅照片都有。官方活動照片顯示機場接待外賓,官方拜訪、會議、視察等。透過這些照片,民眾看似參與了這些場合,見證了在這些活動中顯示的國家存在與運作,以及領袖和政治人物作為國家的體現。但其實這些是一般民眾無法出現的場合,而只是視覺上的存在。因此,這些照片的視覺效果,可以說既是「眼見為憑」地確認「國家」的樣態和存在,又是彰顯在威權體制下,國家與民眾日常生活的疏隔。國家與政治事務,只存在於這些視覺化的官式活動中,而缺乏民眾能夠實際參與的公共領域。
至於都市影像方面,這個時期大量的公共建設提供了豐富的拍攝對象。從施工期間到完工,都有許多影像紀錄。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大幅跨頁的照片,大多採取高空或俯角拍攝道路橋樑的全景,或是仰角拍攝建築物。出現最多次的題材為新闢建拓寬的敦化南北路(及其圓環)、仁愛路、忠孝東路、北門高架橋、新生高架橋、台北橋、華中橋等聯外橋樑、前景為高架道路層疊交錯的圓山飯店、新建的國宅社區,以及東區一帶高樓滿佈的新市區俯瞰照片。道路通常為由近處綿延至遠方端點的透視取景,橋樑通常為高空攝影,展現連結兩岸的宏偉壯觀。若說這些大幅都市影像是《台北畫刊》最引人注意的部分也不為過。
這些照片不僅表現都市工程建設的成果,也以其巨大壯觀的尺度,以及非日常可見的全景觀看角度,產生了一種奇觀憾人的感受,從而認同了官方領導的現代化進程。透過觀覽經過挑選的台北市風貌與景觀,激發和烙印了對城市存在的特殊想像,在鳥瞰台北時,宛若掌握了城市的紋理與邏輯,但這都是特定立場與角度下的理解。值得一提的是,在這種取景方式下,幾乎看不到人物與活動,只有一種抽離市井生活,乾淨壯麗的城市輪廓。此外,有不少圖片採取前後對照的方式呈現,例如道路闢建、溝渠整理前後景觀的對比,或是以模糊泛黃的歷史照片對照高樓大道景象,率皆強調今日的進步,對比於過去的髒亂落後(這是內文和圖說的描述)。
「戰時首都」所含攝的復國意識形態和威權政治,與「現代化都市」的追尋,這兩種都市意義也不見得會一直相安無事,而有潛在衝突的可能。有個非常明顯的例子涉及了目前中正紀念堂所在基地的用途。《台北畫刊》第67期(1973.7)報導了「營邊新社區」計劃,要籌資一百五十億元在信義路營邊段建設六十二英畝的「現代化商業中心」,興建五座十八至五十層樓不等的辦公大樓,三座廿四層至卅層的國際觀光旅館和公寓,四棟百貨商場,以及會議廳、世界貿易中心、文化中心和遊樂設施等,大樓間以輸送系統連結,行人以履帶運送。該期的封面與內文,都附有透視圖,全是高聳的玻璃帷幕大樓。這個充滿「現代化與科技進步」想像的計劃,預計1974年6 月起開發。但是1975年蔣介石過世,計劃急轉彎改為中正紀念堂的用地。1976年第102期便報導了中正紀念堂最初設計的甲乙兩岸設計圖。於是「現代化都市」的美夢便讓位給強人的死後餘威,改變了該地的空間意義,而原來計劃便了無痕跡,有待未來的信義計劃區來實現。
另一個都市意義上的衝突點是圓環。圓環的設立原本是為了塑造雄偉的都市景觀和紀念性,也由於中間塑立黨國大老的銅像和城門,而具有國族主義的象徵意義。但隨著都市不斷發展,人口與車流量的增長,圓環遂成為了交通功能的阻礙。《台北畫刊》第107期(1976. 11)有篇〈都市圓環價值的今昔〉,可說是透露了「現代化都市」的功能性考量,正逐漸凌越傳統國族權威象徵所需要的都市意義。
2.2 「富而好禮、樂觀自信」的城市:1981.1-1994.12
第二個時期的區分點,主要是版面安排上的差異(直排右翻轉變為橫排左翻),若就內容而論,其實很難有個明確的分割點。關於版式,其實從第144期起便將內文改為橫排,但文字由右至左,書頁維持右翻。或許由於這種排版過於奇特,149期又恢復直排,直到157期才徹底改為文字由左至右橫排,書頁左翻,亦即目前一般雜誌通行的版式。這裡的橫直左右之分,當然有其意識形態上的牽連。傳統中文書寫是直排且從右至左。橫排時要由右至左,還是由左至右,為了維繫正統或書寫方便,爭執了許久,最後顯然是橫排且由左至右佔了上風。
除了排版之外,另一個形式上的分界則是圖片從148期起改為全彩色(原來大部分是黑白,少數彩色照片),內文字體加大,版面設計也較為活潑。一位曾擔任該刊編輯的作者在替《台北畫刊》三十週年所寫的回顧裡提到,這時期的文章寫作與編排、標題製作,感覺上像是《光華雜誌》(林書玭,1998: 14)。除了形式特徵,其實整個內容與影像表現所欲烘托的官方都市意義,確實與前期已有明顯差異。
就每期的整體報導而論,與前一段類似,每期多少有中央政府或全國性的政治要聞,但是比重逐漸減少。相對地,市政方面的報導日益增加,而且工務建設的比重也減少,增加了市府其他單位施政概況,以及藝文活動、史蹟源流、運動休閒、環保衛生,乃至於人物介紹與民間社團的報導。所使用的標題也較前一階段活潑,偶見流行文化的用語(參見附表二)。
整體而言,這個時期都市意義的塑造逐漸脫離前一階段的復興國族框架,現代化都市的意涵也變得比較豐富,而非單純以工程建設和經濟發展為核心。若用幾個字眼來說,可能是「安和樂利、富而好禮、自信樂觀,溫馨光明」的城市意義;換言之,都市基礎建設與發展有了成果,產生了自信,開始往精神文化層面提昇。此外,藝文、環保、休閒與古蹟懷舊,構成了這種富裕文化的都市意義核心,也透露了消費城市的逐漸成熟。至於市政當局的自我界定,相較於前一階段承繼中央威權的領導角色,也開始強調「服務」的概念。當然,在這種官方塑造的都市意義裡,見不到1980年代到1990年代初期,台灣政治劇烈轉變,社會衝突升高,台北街頭處處示威抗議的歷程,有的只是好還要更好的希望與期許。
就都市建設類報導的敘事而論,特徵如下:(1)大多依然採取施政報告方式,描述建設目標、內容與經費等,援引各種數據(以1980年代前期及工務建設類為主)。(2)反共復國與領袖指示之類的開場逐漸消失,取而代之的文旨,大多指陳建設是為了因應都市迅速發展、交通需求,或是提高居民生活水準等。(3)1980年代後期開始出現比較柔軟輕鬆、溫馨感性、開朗活潑的修辭,甚至宛如面對面談話、召喚市民的敘事語調,尤其是在社福文化環保方面更為明顯。茲舉例如下:
台北市自民國五十六年改制以來,由於經濟發展,人口及機動車輛之成長極為迅速,造成市區交通問題日趨嚴重…市府…毅然規劃市區快速道路系統(〈建國南北路高架道全線通車〉,1983.1,181期,p. 13)。
時代總是不斷的在前進,消費大眾的生活要求也在不斷的提高。過去,購買物品只是達成生活享受的一種手段,但今天,購物行為本身便是一種生活享受。…提供市民一個舒適整潔的購物環境,已是當前刻不容緩的課題(〈市場升級整潔舒適的現代超級市場〉,1986.2,218期,p. 22)。
對開車的朋友來說,「基隆路」的經驗是矛盾的,一則惱火它的塞車「惡習」,二則對它連結南北,貫通東西的屬性而「情」有「獨」鍾,經常奔走其上。能得到大家青睞,發揮運輸功能,基隆路很感欣慰…然而有限的路面背負過多的車輛,基隆路確是喘不過氣來,因此「高空」、「地下」立體交叉使用,應運而生。(〈任重道遠的基隆路車行地下道〉,1994.3,315期)
影像方面也有相應的轉變。封面封底的照片雖然仍有政治人物活動(還是以蔣經國居多),以及節慶與藝文活動,但都市景觀的圖片比例大增。都市景觀的圖像也不侷限於過去的全景俯瞰式街景,而有越來越多強調高樓建築的壯麗,以及郊區風景的照片。這個階段尤其喜愛映照著都市景觀的玻璃帷幕大樓,以之作為繁華進步的象徵,不僅出現在封面,也見於內文照片。同時,對建築物本身的報導和攝影也增加,還有票選活動,這彰顯的是以城市和建築物本身為欣賞與表現對象的態度(不過以城市作為美學再現對象的趨勢,還可往前溯及1975年95期報導的「水彩畫家筆下的大台北」活動)。宏偉的玻璃帷幕大樓,成為這個階段台北躋身國際城市之列的有形表徵。
由於內文照片全為採取全彩色,工務建設的大幅全景彩照更為誘人,尤其繼開闢道路橋樑之後,本期建設的重點在於翡翠水庫、高架快速道路系統,以及鐵路地下化工程,規模更為巨大壯觀。此外,這個階段的官方活動照片大幅減少,顯示民眾日常生活狀態的近景剪影大為增加。再者,攝影的風格不像上個階段,是有清楚主體(政治人物活動或某項建設或市街)的新聞式攝影,而多了美學的考量,取鏡角度更多樣,尤其是在民眾生活、休閒旅遊、藝文活動方面,常有缺乏清晰人物主題,而強調畫面掩映層次趣味的照片,其裝飾效果可能勝過說明的效果。此外,歷史舊照片與今日景況的影像對比,不再僅是強調落後與進步的差異,而較常展現為懷舊溯源的態度。
綜論之,這個階段《台北畫刊》的文字與影像風格所呈顯的都市形象,是在一派繁華富足景象中,一方面有了可以自我欣賞和誇耀的成就,一方面期許往文藝、休閒和環保等領域提昇文化涵養,同時在這種自信下,不再視過去為必須消除的髒亂落後,反而是尋幽溯源的懷舊對象;整個傾向從致力建設生產,漸次轉向有品味與品質的消費。當然,作為一份官方宣傳刊物,《台北畫刊》依然在必要時刻顯現其作用,例如當市長改回民選,展開激烈競選時,從320期至323期(1994.9-1994.12)的封面,都是現任市長黃大洲「勤政愛民」的身影。
2.3 新政權與市民城市:1995.1-1997.9

陳水扁新市府的特性,很快地展現在《台北畫刊》的內容與形式上,都市意義構築的主軸產生巨大的改變。除了延續前一階段的歷史溯源、民眾生活、藝文活動、環境生態與消費休閒等主題外,政治人物活動與市政建設報導幾乎消失,只剩附於每期刊物最後的市政要聞。新出現的主題為性別平權、弱勢團體、青少年、社區營造等,文化方面的議題也朝向本土(如歌仔戲與民謠)與前衛(如小劇場、女性電影)兩方面轉變,另外每期有專輯策劃,以多篇文章討論諸如媒體開放、二二八事件、客家人、都市原住民、台北的外國人、新好爸爸、單親母親等較具社會爭議性的課題。此外,也邀請作家學者撰稿(例如劉克襄寫生態),呈現較細膩而有特色的文字風格。同時,市府藉由社區營造、公車詩文等活動,讓民眾參與空間更大,這些也表現在《台北畫刊》的內容上(參見附表二)。
綜言之,這個時期都市意義的塑造,有以下幾點特徵:(1)市民城市的宣揚。(2)本土與社區的強調。(3)讓過去受壓抑的城市聲音浮現,從而揭顯多元的市民組成(性別、族群、世代、國籍等)。(4)透過參與式活動及其文化表現(例如市民都市經驗與生活記憶的書寫),積極召喚對都市的認同。(5)此外,國際城市、開放多元、資訊網路、活力創新等,也是官方揭櫫的都市發展目標。
若從單篇文章的敘事來看,與前一階段不同的特徵為:(1)更為生活化、通俗流行與講求文學修飾的用詞和語調。(2)個人風格、私己經驗與貼身事物的寫作。(3)批判性視角和語彙的出現。(4)較偏本土、在地、社區與鄉土的立場。(5)較長遠的歷史縱深。僅舉數例為代表:
入主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旋遭共黨追殺,無視原住民困境…而平地山胞…既與一般平地漢人一樣納稅;又慘遭「自由經濟體制」下平地漢人詐騙剝削,成為開放社會下不受保護的犧牲者(林金泡〈離根的蘭花:原住民的都市情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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