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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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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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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甚广。因此，我作出了东吴末年还有不少地区在征收算赋之制的推断，并进而指出："以此言之，则东吴无户调之制，仍实行汉代的口钱、算赋之制。"[3](P464)今据长沙走马楼简牍，表明我的这个推断是符合实际的。
走马楼简牍之涉及算赋征收者甚多，这里只需要摘引下列一组竹简就足以证明之：
妻大女□年廿五 算一肿两足复 （9-3067）
富贵里户人公乘李平年廿廿□ 算一 盲右目复 （9-3075；图三：1）
子公乘客年廿八 算一苦腹心病复 （9-3075；图三：2）
高平里户人公乘鲁开年卅二，算一刑左手复 （9-3017；图三：2）
雷黑嫂大女杷年卅三 算一刑右足复 （9-2880）
常迁里户人公乘何著年五十四 算一刑两足复 （9-2950）
子公乘生年廿三 算一真吏复 （9-3346）
谷阳里户人公乘郑(上龙下田)年卅六 算一 给州吏复 （9-3323；图三：3）
《新收获》一文认为这八枚竹简所载较其它有关算赋的竹简多"复"及"算一"两个特点，并谓此处之"'复'，意为免役，'算一'属于口算"。实则，免税、免役都可以叫"复"。此处之"复"，不是免役，而是免除算赋。前引《汉书·晁错传》所谓"不得一算之复"的"复"，就正是这个意思。史籍中称免税为"复"者不少，不用悉举。这八枚竹简所记，应是免除算赋的名籍。此名籍有残缺，至少第一简前缺户主一简。这些人免除算赋的原因各不相同，或因"两足肿"，或因"盲右目"，或因"苦腹心病"，或因"刑左手"、"刑右足"和"刑两足"，还有的因是"真吏"和"给州吏"。总起来说，是对病者、残者实行免除算赋的优待。只有后二简是"吏"户免除算赋。我们知道，"吏"户是当时的一种特殊服役者，他们被另立户籍，谓之"吏"籍，一旦隶于吏籍，便得世代为"吏"，全家服重役，而且父死子继。《三国志·吴书·三嗣主孙权传》永安元年（公元258年）十一月诏所云："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为重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为留一人，除其米限，军出不从。"这八枚竹简所登记的八人，都属于成年人，故所复之算均为一算，这同《汉书·惠帝纪》六年条注引应劭所云《汉律》"人出一算"的规定是一致的，这表明孙吴之所以仍实行汉的算赋之制，也同它们的不奉魏文帝纪年的用心一样，以示对曹氏政权的反抗之意。后来孙、刘联盟之所以能缔结，应当说同吴、蜀有共同的政治倾向性息息相关。再据《新收获》一文所引"入都乡口算钱二百一十"（5-1623）和"入南乡佃丘王□嘉禾二年口算钱一万三千"（1-39）等简，更证明东吴不仅实行汉代的算赋制度，而且也是口钱与算赋并征，合称之为"口算"钱。孙吴征收的算赋，"一算"实为多少钱不详，但"一算"是一个固定的计量单位这一点，与汉制无别，故简文时有"算一"、"算二"及"算三"、"算四"之称。在汉代，一般都认为一算为一百二十钱。但据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算赋之征收，首先要按以里为单位的人口数"定算"；定算之后，就按月多次征收，每次只征收一算的一部分，或为八钱、九钱，或为十钱、廿六钱、卅五钱和卅六钱，直到征够一算的定额为止。如此计算，市阳里在文景时期的一算应为227钱或更多（注：《湖北江陵凤凰山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6期。 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6期。高敏：《从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看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版），而不是《新收获》一文所说"每算钱数不等，少则八钱，多则卅六钱"。后来如何演变为每算一百二十钱，尚不清楚，但一百二十钱为一算，已经入了《汉律》，估计变化不会很大了。那么，孙吴时期的一算，也有可能是一百二十钱。
既然孙权时期明确地实行了汉代的口钱、算赋制度，那么作为取代口钱、算赋制度的"户调"制就不可能实行。因为二者是同一种税，区别在于一按人口数量与年龄的不同征收现金，一按户征收绢、绵等实物而已。但是，《新收获》一文一而再、再而三地说，东吴孙权时期存在"户调"的征收之制，亦即口钱、算赋的征收与户调的征收同时并存。当他们引用走马楼简牍论证孙权时期有"户调"时，却不见一枚简牍中有"户调"二字者。他们用以证明孙权时有"户调"之制的简牍，就是附图 {图}三简，此外有"调鹿皮"、"调麂皮"、"调水牛皮"等等提法。于是，他们就据此得出结论：孙权时期实行了"户调"制度。其实他们所引用的这些简文中的"调"几乎无一例外属于动词，是调发、征调、调运之意，而不是作固定名词的户调之调。关于这一点，唐长孺先生早已作过精辟的考证，他从两汉史籍中许多作动词用的"调"字用法的演变中，悟出了户调之调的由来。[4]
如果说这种作动词的调也属于户调的话，那么早在两汉就已经有户调制了，更何待曹魏时期和孙权时期呢？何况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户调制的同时，除固定内容与数量的"户调"之外，还经常出现各种"横调"与"杂调"，这完全是利用暴力巧取豪夺，与正常的户调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新收获》一文所引简文，正属于这种"横调"与"杂调"，而非正常的户调。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户调"制作为一种适应当时历史潮流的新税制，是有其生命力的，孙吴政权迟早也会改口钱、算赋制度为户调制，至于孙吴的这种改变在何时出现和何时完成，还需要在未经整理的九万余枚简牍的公布后才可确定。至于西晋时期，它已通过"户调之式"的法律形式确定了户调制的统一模式，也许其中就吸收了孙吴末年的户调制内容。总之，这是将来的事，需要研究才能解决！
【参考文献】
[1]三国志·魏书·武帝纪［M］.
[2]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A］.魏晋南北朝史论丛［C］.
[3]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A］.魏晋南北朝史论丛［C］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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