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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唐代幕府制度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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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2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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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性”太过空泛。在一个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视作上下两个环节的过渡。即以唐代方镇幕府而言，唐前期行军幕府是隋代幕府向唐代边地节镇幕府的过渡，那么唐前期边镇幕府又何尝不是从唐前期行军幕府向唐后期方镇幕府的过渡呢？果然，作者就说：“开元、天宝时期边镇幕府是唐代幕府的转变阶段和过渡形态。”（第157页，另第158页）这种特点的总结，虽然不能说错，但却对我们认识幕府制度的发展，意义不大。相反，应该深入分析的地方却没有能够深入分析，比如，“开元、天宝时期边镇幕府的政治影响”，这是有深入分析的空间的，而且也是将幕府研究推向深入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然而作者给我们提供的却只是一系列人所习知的政治现象。
另处，一些论述似有矛盾之处。如一处说幕府僚佐的本官没有意义（第133页），而另一处却已经指出了它的意义（第122页）；其实张国刚先生在《唐代藩镇使府辟署制度》中已对此作了说明（见其《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再如唐后期行营统帅幕府，一处称“以亲王为首的天下兵马元帅府是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副元帅幕府则是天下兵马元帅府下的战区或前线指挥”（第175页），一处称“由于元帅通常由亲王挂名，因此，副元帅是实际上的最高军事长官”（第180页）。又如关于太和九年对藩镇辟署进士的限制，一处说它成了一纸空文（第260页），别处则说“不能完全说成是一纸空文”（第298页、299页），不知究竟是不是一纸空文。
史料丰富是本书的一个显著特点，特别是与幕府僚佐相关的碑传墓志史料或许已被收罗殆尽。但作者似乎将功夫全部花在了史料的收集和分门别类抄录上，没有预先给自己分析这些史料留下足够的精力。比如，作者将唐前期出任行军僚佐者的史料以表格的形式作了尽数罗列，并说要“加以分析”，但是在这个表之后，我们看到的是“在这六十余例中，除十五人入幕前情况不详外，其余的大致分为如下几类”云云（第65—70页）。分类是进行分析的一个基础，但分类绝不等于分析。类似的情况还见于对“唐前期行军幕府镣佐的迁转”分析（第73—79页）
史料的使用也不无可议之处。作者似乎要把他所收集来的史料都堆出来。其实这是不必要的。特别是类似于史料分类汇编如《唐会要》这样的史书，更不必逐条大量征引，像本书第五章第四节谈唐后期方镇僚佐的迁转那样；而应当将重点放到对史料的分析上。相同性质的例证，我们可以挑选一二具有代表性的例证引用；记载同一史实的史料，我们应尽量挑选更为原始的、且最好属史源的史料来征引。比如，第一章追溯幕府起源时，屡屡用《册府元龟》的史料来说明先秦的情况；《唐语林》经周勋初先生的整理，许多史源均可覆按，但作者只是利用了周先生的成果，却没有覆按，比如第296页所引，出自《东观奏记》，而《东观奏记》卷上（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田廷柱点校本，第6条，第87页）正有这一条；追溯幕府辟署制时，谈汉代的情况，用《册府元龟》，谈隋代将州郡辟署权收归中央，又用《文献通考》（第61页）。这些都属典型的不明史源。唐代史料比较丰富，同一事往往在不同的书中都有记载，这为我们排比史料以正讹误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作者在引用史料时，多处指出其讹误，但却未交待依据；其实有不少是完全可以找到校改依据的，比如引《唐会要》八二关于“冬荐”的记载，认为原文“贞观”当为“贞元”之误（第292页），实则《通典·选举三》明确记为“贞元”（中华书局1988年点校本，第365页）。作者在征引史料时，往往大段大段引用，实际只引出最能说明问题的若干句即可。比如引《停河南等道副元帅制》，其目的是要说明停河南等道副元帅，将其兵马充东都留守兵马。其实只要叙述出此事实，出一注，说明其根据是此制即可；即使引出原文，也只要一两句即可，而作者却引了近半页（第234页）。有的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话作一简单叙述，而作者却详引原文，如《太平广记》卷一五二引《逸史》所载孟君故事（第254页）。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这种处理方法，于论著实在是有害而无利。另外，有些问题则反映了作者对一些文献的生疏。比如他说“《周礼》反映了西周以前的古制”（第9页），这样的全称判断当然不对。再如，谈明朝的情况，引用了清修《续文献通考》，而没有引王圻《续文献通考》，说明作者不知此二书的关系。
学术规范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
全书没有附录征引文献目录。从作者的处理来看，似乎是每一章自成一单元，即在本章中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版本等，此后则予省略。但也有不尽然者。同一章中的反复标注，对读者而言，并无不便，而本章出现而不作标注，则有害无益。比中，第五章注[139]“前揭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此书是论文集，作者既未标页码，又不注文章篇名，读者如何查阅！书中在征引吴宗国先生《唐代科学制度研究》时，多处既不标章节，又不注页码，起不到让读者参阅的作用。最麻烦的是，根据注释标注，却遍觅不得。如第二章注[10]、注[11]，都说“见前揭”某文，但不知揭于何处。最不足为训的是，作者引用了某人的观点，称“有人说”云云（用引号标出），然后又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但却不出注，终不知此“有人”为何人，更不知出于何处，如第126页、156页、330页等。这反映了作者对其他学者的不尊重。有的则是说“据学者研究”，当然是引用别人的成果，但却没有注出（第9页）。另外，就研究成果的吸收来说，作者对与辟署紧密相关的研究成果了解得比较多，而与课题相关的外围情况却知之不多，比如对营田使、支度使，对官员俸禄等研究成果都知之不多。遇到这样的问题，作者都是直接征引史料作些叙述，这无疑成为篇幅冗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作者对唐史的整体素养，就我阅读的感觉来看，似乎也有欠缺，比如，对与本课题密切相关的唐代官制的了解，可能就有不足。这可能与作者学习的经历不无关系。
总之，作者花了很大的功夫，收集了许多相关史料（碑传墓志史料尤为丰富），系统、完整地叙述了唐代幕府制度，其中也不乏作者的研究心得。便从全书总体来看，叙述多于研究，罗列多于分析，举例多于论证，堆砌多于考辨。这就使得本书不仅瑕瑜互见，而且是瑕几掩瑜。如果作者能不这样面面俱到，而是围绕问题，就自己的心得展开充分的讨论，或者有针对性地进行辨析，瑕瑜之比恐怕会大为改观；因为篇幅越大，心得所占比例自然就会越小。当然，对人文学科著作的评价，多半仁智互见，而且囿于闻见，限于眼界，自己以为是者未必是，以为非者未必非，没有读懂、理解不够之处更是在所难免，因此，以上一孔之见，仅供参考而已。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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