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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拓跋史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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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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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武舅氏中还有一个贺讷的从父兄贺悦，待道武‘诚至’有加，得到道武善遇。贺讷、贺悦的部民，自然也被强制离散，分土定居了。这是第四次离散贺兰部落，也就是现知的最后一次。”（70-71页）
以上离散贺兰部事例中，第一次、第三次都是被慕容部离散的，真正被拓跋部离散的只有第二次、第四次。我们再看独孤部被离散的情况。
第一次：《资治通鉴》登国二年记“燕王（慕容）垂立刘显弟可泥（亢泥）为乌桓王，以抚其众，徙八千余落于中山”。作者指出：“刘显八千余落徙中山，这是独孤部的主要部分第一次被强徙，是孤独部落离散之始。”（80页）
第二次：刘亢泥降于慕容氏，《太祖纪》皇始元年（396年）六月“遣将军王建等三军讨（慕容）宝广宁太守刘亢泥，斩之。徙亢泥部落于平城。”作者指出：“这是《魏书》所见独孤部民第二次被强制迁徙。”（83页）
独孤部被离散两次，一次是慕容氏所为，一次是拓跋氏所为，这与贺兰部被离散的情况类似。作者在59页曾分析说：“部落离散，就其实质说来，本来是部落发育的自然过程，它之所以在道武帝时比较集中地出现，却也是由于道武帝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离散部落只留下这几家外戚部落的个案，而大量的对道武帝帝业无害的部落却得以保存下来。”显然，作者十分关注、十分强调的是道武帝拓跋珪离散贺兰、独孤部落，而不是别人的离散行动。但是，根据他提供的事实，不论是对贺兰部还是对独孤部，离散部落的发动者都是不仅有拓跋氏，而且也有慕容氏。两家各占一半。既然如此，恐怕就不能把离散部落很特殊地仅仅看成是道武帝为打击外戚部落，“创建帝业的特别需要了”。应该说，作者也意识到了慕容氏在离散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所以在35页又补充说：“看来，贺兰部破败主要是拓跋部借慕容部之力，得利的是拓跋部。”这个补充其实没有太大用处。这里所谓“借慕容部之力”一说，给人的感觉似乎慕容氏只是前台的表演者，而拓跋氏才是幕后操纵者。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上述由慕容部发动的离散事例就不构成对本书观点的反证了，但遗憾的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可以证明。所谓“得利的是拓跋部”云云，其实只是一种客观效果而已，并不能因此把慕容氏离散贺兰、独孤部归结为拓跋氏操纵的、有预谋的行动。
这里还涉及到一个概念问题。究竟什么是离散部落？按书中多数场合的表述，所谓“离散部落”就是指强制迁徙部落。但十六国时期某个部族强制迁徙另一个部族从甲地到乙地是常有的事情。如果仅在此意义上来理解离散问题，那道武帝离散部落还有什么特殊意义好说呢？作者似乎也认识到这个问题需要解释，所以在75页又说：“强徙部落自十六国以来就是常有的事，包含离散部落，但并非都离散。道武帝在完成帝业的过程中，从总体上意识到离散部落的深层意义，理解其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采取更主动更连续更强烈的措施，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要离散部落。这是他与十六国君主的不同之处。”按这个表述，似乎强制迁徙部落又不等同于离散部落了。
按我的理解，强制迁徙部落不等于离散部落。前引《官氏志》说：“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贺讷传》说：“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按离散的结果既然是“同为编民”、“君长大人皆同编户”，因此所谓“离散”应该是指打破部落内部旧有社会等级结构而言的，唐长孺先生也是这样理解离散部落的，他说“部落的解散使贵族、人民都成为单独的编户。”（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载《魏晋南北朝史论丛》205页。）而所谓强制迁徙部落，即只是把某部落从甲地强制迁徙到乙地是不可能起到这种作用的。按作者上面的表述，似乎道武帝不只是迁徙部落，而且还离散了部落，但根据前面提到的有关贺兰、独孤部的史料，我们见到的还只是迁徙而不是离散。总之，如果我的理解不错，如果强制迁徙部落真的不等于道武帝登国年间的离散部落，那么本书所有有关于此的讨论就值得重新考虑了。
写到这里，我不想再就作者的种种可疑推测说更多的话了，因为作者本人早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在前言中说：“我衰年涉入拓跋史题，颇感力不从心、步履维艰，更感到资料不足，结论难下。”他还说：“基于以上认识，我把本书所见主要作为窥探拓跋史的一种思路，而不一定是作为确切结论，奉献给读者，希望起到促进思考、共同探求的作用，以期尽可能把古史的这一模糊区域一点一点加以辨识。”凭借着几十年的研究经验，田先生当然知道要尽量避免过多推测，本书诸多推测实再是出于无奈，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炊。史料的极度缺乏制约着每一个研究者。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尽管有些推测还需要再斟酌，但他毕竟已经给我们描述出了一个以前未曾见过的、精细的历史过程。这是我们要十分感谢他的。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载，西汉刘向、扬雄“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本传又载司马迁语：“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实录”之说、“文采”之说，正反映了史学的两个特点，一方面，史学是求真的学问，另一方面，史学也是展现史家思想、才华与魅力的手段。换言之，史学不仅是科学的，而且也是艺术的。从求真的角度看，我对《拓跋史探》多有疑惑；从展现史家个人才华与魅力的角度看，我又认为这是一部成功的著作。这种矛盾的态度或许就说明了这样一个浅显的道理：真与美有的时候并不能完全统一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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