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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来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动态报告(1998-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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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0:2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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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化与外来文化关系上，作者指出，佛教东渐时，也受到本土文化的牵制。民众无法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往往据已有之观念去理解佛教的教义，并以己之好恶去选择、接受教义，编织自己的信仰。这样，原本系统的教义就被改造成了与之相去甚远的实际信仰。这些新的发现颇具启迪意义。该书最大的特色在于以下两点。第一，以往对于宗教史的研究多局限于对上层精英社会的宗教理论、宗教实践的研究，而本书作者则倾其全力，关注下层社会普通民众的佛教信仰，这对于理解一个时代的风貌是至关重要的。第二，作者在书中利用了大量的造像记资料。造像记是指当时人们刻在各种类型的佛教造像上的铭文。这批资料的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它的直接性。它是造像当事人主观心愿与认识的直接与真实的吐露，非如文献记载要经过文人的过滤与转述，因而真实地向后人展示了这一时期人们信仰与思想的某些侧面。此外，参与造像的绝大多数人名不见经传，属下层社会。这恰好弥补了现存文献对下层社会记载的不足。过去研究者对造像记的使用，多是用来印证个别史实，是一种补史模式，而本书作者却是将造像记置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加以考察，所关注的是造像记与传统史籍在整体上的呼应，这在研究方法上属突破之举。《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发表了作者的另一篇文章：《十六国北朝时期战乱与佛教发展关系新考》。学界以往大多泛泛认为战乱与佛教昌盛，乃至造像记发达有密切的联系。作者从微观的层面，以十六国北朝为例加以探究，强调当时普通百姓因生活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较小的区域范围内，且又缺乏象今日这样发达的传播媒体，所以获取较远地区的信息并不容易，非身在战区，知道战事的可能性并不大。作者列举了一个颇为有趣的例证，《北齐书》记载了天平三年（536）9月13日、18日发生的两次战乱，但出自战乱附近地区的27日的造像记中却全然是一派太平气象。造像记多数祈愿是关于死者来世的幸福归宿、国家的兴盛、家庭的富足、幸福、家人的长寿。1600余种造像记中提到希望四海宁晏、休兵偃甲的仅58例。这说明安宁并不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问题，他们并没有感受到多少战乱的威胁。因此对战乱与佛教昌盛的关系不能估计过高。这篇文章的结论是否正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其思考方式却是颇有新意的。近年来时常可以见到根据今天社会所关注的问题来寻找历史研究课题的做法，比如关于古代的旅游业、古代的职业教育诸方面的文章就是显例。这些作者大多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就是古代社会在许多方面呈现出的特点其实恰好和现代社会完全相反。不注意此点，强行比附，这是造成大量肤浅的应时之作问世的重要原因。
《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发表了阎步克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质文论》。作者指出，"质"与"文"概念，在战国秦汉间曾被用于论说原始与文明的差别，文明与进化被描述为一个由"质"而"文"的过程。魏晋以来，人们仍在各个方面广泛地使用这一对概念。但在涉及具体问题时，对概念的理解又时有不同，比如儒学之士与玄学名士虽然都在使用这一概念，但儒学之士以经术名教为"质"，斥清谈放诞为"华言繁文"；而玄学名士则以礼法名教为"文"，以合于自然的任情而动为"质"。该文就其本身而言，罗列表面材料过多，深入分析不够；但是其就研究视角而言，该文又具有积极意义。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者对古人所用概念多有关注，而历史研究者在此方面似有所不足。事实上，不同时代人们所使用的概念常有不同，对同一概念也常常赋予不同的含义。从这个视角来看思想、社会的变化，有助于准确地理解历史的发展进程，有助于避免以今人之观念强加于古人的非历史主义的研究倾向。
本年内出版的《文史》第47辑发表了胡宝国的《经史之学与文史之学》。该文从史学与经学、史学与文学的关系着眼来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提出了如下的观点：第一，魏晋时期史学虽然从经学当中独立了出来，但事实上二者仍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学从经学那里，尤其是古文经学那里继承了许多东西。第二，这一时期史学与文学也有着密切的联系，直到南朝，文与史的界限才得到了明确划分。不过，这主要不是因为人们对史学有了更多的认识，而是由于文学获得了迅速发展，从而将"史"从"文"的领域排斥了出去。该文的特点是不孤立地研究史学史的演变，而是试图将其置于更广泛的学术史的背景下来加以考虑，在注意学术分化、演变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学术发展的连续性、继承性。
《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4期发表了刘大祥的《汉代游学之风》一文。这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遗憾的是，文中多为一般性描述，但作者意识到游学的风气有助于在经学领域内突破家法、师法的限制，有助于突破今古文经学的界限，这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五、其它：《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刊载了朱玲玲的文章：《从郭璞<山海经图赞>说<山海经>"图"的性质》。东晋陶渊明曾有诗句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南宋以来许多人以为"图"即地图。该文认为《山海经》图当出现于东汉到东晋时期，《山海经》虽是地理著作，但其中杂有大量的神仙故事。从郭璞就《山海经》图所著的赞诗看，此图只是描绘《山海经》中的神祇、怪兽、奇草异木、山水等，而不是地图。该文入手角度颇有新意，结论可信。
黄金铸《六朝岭南政区城市发展与区域开发》一文发表在《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3期。作者指出六朝时期岭南政区城市获得了高速发展，城市由三国吴时的7个增加到陈代的89个，已占据了陈朝全部两级政区城市数（154）的57.79%。就此而言，南朝陈政权已有半壁以上江山倚重于岭南了。伴随着城市的发展，岭南地区在人口、经济、交通、文化等方面均取得了相应的长足发展和进步。正是在此基础上，陈霸先得以乘势而起，迅速建立以岭南为核心的陈朝政权。多年以前陈寅恪曾指出，陈霸先的崛起为南朝政局之一大变动，而后田余庆就此发挥，以为这必定是由于江南腹地的经济有了大的发展。该文可以理解为对上述观点的具体论证。
通常以为秦汉以降，宾客地位逐渐下降，甚至与佃客相等，与奴、僮合流，被称为奴客、僮客，再也没有如同战国时代那样超然如宾友的地位。张敏《东晋南朝宾客述论》（《许昌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则认为，先秦时代业已形成的宾客阶层在东晋南朝时期仍然存在。宾客、佃客、奴客都称"客"，这是造成混乱的原因。
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来研究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论文有200多篇，但如上所介绍的真正有新意的却寥寥无几，陈陈相因之作仍一如既往地充斥于各种期刊杂志。从总的方面看，研究水平比过去没有明显的提高。就取得的进展而言，秦汉史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尹湾汉简的研究上；魏晋南北朝史的进展主要表现在对北朝史的研究上，其他方面仍有待加强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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